楊 潔
1840年之後的百餘年間，是中國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激化的時期，政治腐敗、經濟衰微、傳統意識形態也失去其統治地位，追求“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許許多多的有誌之士艱難地尋求中華民族的出路。雷沛鴻正是肩負著這一曆史重任，遠涉重洋，九載寒苦，為祖國尋找教育救國之路。這條道路立足於中華民眾的需要，批判地吸收中外政治文化思想和教育理論經驗，並結合自身的教育實踐活動，創立富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教育實踐體係和思想體係。
一
在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感召下所經曆的豐富社會實踐是雷沛鴻民族教育思想體係形成的堅實基礎。雷先生生活的早年，中國社會正值急劇動蕩之時，中國甲午戰敗，帝國主義勢力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爭相劃分“勢力範圍”，中國主權領土遭到嚴重破壞。帝國主義的暴行激起國人的強烈憤慨，維新救亡運動開展起來。國家的危亡刺激著少年雷沛鴻的民族自尊心，救國的呼聲激勵著他的民族責任感，他不甘於《四書》、《五經》對自己思想的局限，而開始博覽史籍，“上至周秦諸子，下至三教九流，稗官野史，雜書禁書，無所不讀”。廣泛閱讀，使其眼界大開，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青少年時期接受傳統文化陶冶，為雷先生以後民族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曆史的借鑒。
維新運動失敗後，國人將救國的希望轉寄於資產階級革命派。是時，雷先生就學於政治風氣極濃的廣州，並參加同盟會的革命活動。在那裏，他閱讀了大量的革命黨人的書籍，初步研究了盧梭的《民約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鳩的《法意》，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有了接觸了解。1913年，他“因不滿於革命黨人的官僚化及魯莽決裂的革命論調，決意出國求知”。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間，正是西方資本主義高速發展時期。在西方國家所見所聞給雷沛鴻留下深刻印象，他將中國封建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加以比較，開始悉心研究英美法德的政治法律，並開始翻譯戴雪的《英憲精義》、龐德的《法學肄言》和《社會科學大綱》。留學期間，他對各國的平民政治尤為關注，並注意到西方國家議會製度和地方自治的實行是與人民知識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相一致，而中國人民未能利用議會製度，也與人民從政能力的低下相關聯。故而，他說：“我的工讀生活使我深深感覺，中國革命建國要成功，必須力謀教育大眾化。”第一次在思想上把教育同中國前途緊密聯係起來。在這一思想支配下，他轉而研究近代世界成人教育，對英國、丹麥、蘇聯的成人教育進行專門分析，從社會發展中去認識教育問題，得出“教育改造運動與社會改造運動相輔而行”的結論，推翻了孔子“富而後教”的思想。雷先生以社會發展為背景認識教育問題的思想方法對他具有民族特色教育思想的建立產生著重要影響。1921年，雷先生回國，開始了他“願以有生之日，為窮而失教的勞苦大眾教育事業而奮鬥”的一生。
雷先生回國之際，中國現代教育正處於初步形成時期，由於中國傳統教育的深刻影響，現代教育舉步維艱；而對日、美教育製度的盲目借鑒使學校教育弊端叢生。雷先生目睹中國教育的落後，立誌變革教育。從1927年春到1940年秋，他四度出任廣西教育廳長職。從中國、廣西的具體國情、省情出發，大刀闊斧地改革廣西教育。他在注重汲取傳統教育的經驗教訓，借鑒國外教育的措施和辦法的同時，特別注意國內教育界的改革動向。他與黃炎培、陶行知、俞慶棠、梁漱溟、胡適等現代教育家保持經常往來，邀請他們去廣西講學參觀，吸收他們思想中的精華為己所用。他認識到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注重教育與社會生活緊密聯係，反對傳統教育學用脫節的精神實質，便將其應用於國民基礎教育，提倡教育聯係生產勞動，教育聯係社會生活和“做上學”。然而，他對任何思想的學習都隻是借鑒，而非全盤接受。他讚同陶行知“社會就是學校”的觀點，但他也充分肯定學校教育的存在價值，並將普及學校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努力方向。從他思想中也可看出：他極為欣賞蔡元培“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大學辦學方針，卻旗幟鮮明地反對蔡元培提倡的“教育獨立論”主張，強調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相互聯係和相互影響。在廣泛吸收借鑒的同時，他於1923年率先在廣西推行國民基礎教育普及運動，1935年創辦國民中學，1944年籌建國民大學和西江學院，從而在廣西地區構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自下而上的教育體係，至此，雷先生獨具特色的民族教育思想體係也初步形成。
雷沛鴻先生以建設國家為目標，以普及國民教育為誌向，其豐富的教育實踐和社會活動經曆，使他思想上不拘古，不崇洋，而是具體分析中國社會狀況和廣西的情況，將中國傳統思想精華和西方先進教育經驗與中國教育實際有機結合，推動中國教育、廣西教育的發展；也正是他的開放、創新的教育實踐，為他民族教育思想體係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
雷沛鴻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離不開他長期的教育實踐，也與他批判吸收的思想方法緊密相聯。
五四運動前後，針對中西文化，中國思想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中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針鋒相對。激進主義的代言人胡適提出“全盤西化觀”，認為中國欲實現民族複興，必須矯枉過正，唯一的出路就是全心全意學習西方，而維新宿將梁啟超和新儒家梁漱溟站在文化保守主義前列，排斥西方文明，力倡儒家文化的複興。作為胡適和梁漱溟同時代人的雷沛鴻先生在中西文化的撞擊中采取了較為理智的態度。他注重從二千年的中華文化底蘊中汲取營養，並借歐美之精粹為我所用，並非簡單地排斥某一方或全盤接納某一方。他清楚地認識到，對於固有文化不能和盤保存，也不能和盤推翻，對於外來的思想製度更不能無條件加以移植。他說：“忽視固有文化的抉擇，對於外來的又常常生吞活剝，結果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作為教育家的雷沛鴻是從教育的角度看待對中西文化的借鑒問題。他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是基於他對教育的深刻認識。他認為教育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他與社會發展緊密聯係，提出“複興民族的路徑，非先普及教育不為功”，將教育作為民族全麵振興的重要手段。正是從教育的社會意義出發，他在自身教育活動中對中西文化的吸收把握一個根本原則，即適應中國的現實社會，促進中國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