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發揮教育的社會作用，教育必須社會化。雷先生確認中國傳統“有教無類”思想的進步性，並將其與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天賦人權論”相結合，提出人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工作的權利，教育的權利。運用人權理論，雷先生對傳統教育將勞心與勞力對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現象進行抨擊，並主張在國民基礎教育普及運動中，無論智愚、貧富、尊卑、男女，一律平等。雷先生還特別提出：不僅要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於兒童，更要普及國民教育於成人，並明確指出：教育與人生共始終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雷先生的教育普及思想在教育實踐中得到切實的貫徹。從1934年國民基礎教育運動起步到1938年底，廣西共掃除文盲1550425人，國民學校普遍設立，兒童教育成效顯著，成人教育發展。1939年廣西成人教育年內，年齡18至45歲的男女失學成人進入成人班學習的多達2474180人，廣西民眾教育走在全國的前列，其民眾文化素質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雷先生在推行國民基礎教育運動之始，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傳統教育走“學仕結合”之路不適於當今社會；而外國現代教育製度是西方產業革命後經過多次變易而形成的，不適合中國國情。為了達到開創未來的目的，雷先生提出，“我們還需要創造，那是要說，融合新舊文化，複創造現代文化。”懷著繼往開來的偉大願望，雷先生在原有學校教育之外，又推行兼有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性質的國民教育，並提出兩者不同的社會作用。學校教育的職能在追求教育的普及，國民教育的職能在力求社會平等，建立社會新秩序。在雷先生的領導下，廣西確立了國民基礎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大學的民族教育體係。在這個體係之中，雷先生從民眾生活實際出發，靈活規定了學校製度，兒童8足歲開始進入國民基礎學校，8歲至12歲之間，接受二學年的國民基礎教育，13歲至18歲過去失學的青年男女，須接受六個月的國民基礎教育。國民中學同樣采取公眾性質，將四年分成前後各二年兩個階段，可采取連續或間斷入學的辦法。大學教育也從社會需要出發，分成大學教育、專科教育、預科教育三種形式。雷先生提出民族教育體係不能固定劃一，應時常處於進展變動之中，隨著社會經濟的增進，強迫普及的基礎教育可漸次進展為四年，成人教育應與人生曆程相並行。這一學製係統和思想正是雷先生創新思想的充分體現。
在民族教育思想體係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雷先生密切注意將學校具體操作，如組織形式、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等與社會實際、民眾需要相結合。在推行國民基礎教育之時，從廣西經濟能力考慮，提出了“兒童教育與成人教育打成一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冶為一爐”的組織思想，以求幼稚教育、兒童教育、婦女教育、壯年教育相互融合，使教育成為完整的統一體。就組織管理來說，教育管理與基層政治組織合一，實行一人三長，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位一體的辦法，以更有效地發揮教育與社會的相互影響。這一套組織辦法在廣西特有條件下，發揮出普及國民教育的積極作用。國民學校的教育內容同樣顯現出雷先生教育思想的創造性。為避免“村中多一識字人，即少一生產人”不良現象的出現，雷先生提出，在中國失地未複，危機四伏之時，民眾教育不僅要推行識字教育，而且必須側重救亡與救窮，實行愛國教育和生產教育，培養人人都有一份愛國心和一雙勞動生產的手。對於大學教育，雷先生也提出，力求教育生根於民眾生活，尤其是勞苦大眾的生活。因而，在西江學院創辦過程中，提出按照社會需要，設立專業學校，如法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及其它學院。另外，還設立有其它專門技術學校，如農、工、商、醫等專科學校，以啟發民智、改善民生。要實現教育民眾化，雷先生特別注重改革教育的形式和方法。為了克服經費不足、師資短缺的困難，雷先生吸收中國漢代教育家馬融以弟子教弟子的教學經驗和英國近代互教共學的事例，提出就地取材，因地籌糧，實行“互教共學”。對於國民中學，雷先生也認為要使這種新型教育製度充滿活力，必須在教育方法上大加改進，實行集體生活和互教共學，從做上學，實行集體化、生活化、勞動化、社會化的生活教育。大學教育本著“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思想，在教學方法上實行訓練與自由並重，運用科學方法，追求科學真理，麵向現實，躬行實踐。
雷先生經過大膽批判吸收中外文化教育思想，與中國社會實際相融合，創造出一整套的民族教育思想，以這一思想為指導，使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廣西民眾教育走在全國前列，為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積極借鑒。
隨著時光的推移，時代的腳步即將邁入21世紀。經過六七十年的發展，當今的中國和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民眾教育普及仍是我們這一時期的重大曆史課題。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處於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之中。在這一過程中推行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成人教育，我們有必要去借鑒別國的國民教育經驗，也應去吸收古代教育思想精華，更應向雷沛鴻等老一輩愛國教育家學習，不僅要學習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中的有益內容，而且要學習他們腳踏實地、忠心耿耿獻身祖國教育事業的精神，還要學習他們勇於批判吸收，善於融合創新的思想方法，尋找出一條適合中華民族特點的現代教育的發展之路。
（原載《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第二章 外國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