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考察中國教育時，指出中國古代統治者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使古代學校教育成為少數鄉紳官吏的專利品，與農工商無緣；而現代教育沿襲傳統作法，也存在一係列弊端，一為偏枯，學校設置偏重城市縣府，無視鄉村；二為空虛，隻重書本，遠離現實，於社會實際無補；三為點綴，教育隻為統治階級敷衍升平的工具。在當今時移勢易，整個世界發生重大變動之時，雷先生提出中國教育決不能拘於舊習，安於常故，必須改造舊的教育製度，以實現教育對社會的積極推動。在廣西教育的改造過程中，雷先生並非將中國傳統教育皆數拋棄，他繼承古代“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的教育作用觀，將教育作為社會改造工具，提出“教育改造運動與社會改造運動合流”的思想。他將中國傳統上“有教無類”、“一視同仁”的思想與時代的民主精神相融合，而提倡教育的民眾化、普及化，在廣西開展廣泛的“國民基礎教育普及運動”，使廣西民眾教育走在全國前列，推動了中國教育的發展。
雷先生在對待中國古代文化上采取現實的態度，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同樣立足於中國社會實際。他提出，中國原有教育製度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而自身又無可取法，中國有必要去借助於他人；而對他人的借鑒，也並非抄襲，而是從曆史的和社會的角度去研究西方教育現象的產生和發展。如在分析美國教育時，從美國生產力的發展去認識其推行義務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並從中國、廣西的社會實際出發，認為中國義務教育隻能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而適度推行，不可將外國義務教育照搬照抄；對丹麥、英國、俄國成人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做出的比較分析同樣深入到社會發展層麵，以使中國成人教育對之進行有選擇地吸收。
雷先生立足社會實際，批判吸收中西文化的思想方法建立在他對教育社會屬性充分認識的基礎之上。雷先生認為，每一民族的教育都有其產生發展的社會基礎。這一基礎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人群的基礎，即社會曆史基礎；每一民族因其地理和氣候的關係，在其種族延續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其獨有的文化。依就先生看來，在民族固有文化中，有好有壞，有良有惡，因而，他要求教育者存良去惡，去沙淘金，以適應本國國情需要。雷先生對民族文化的辯證分析成為他批判繼承古代文化的思想依據。依雷先生的觀點，教育存在的社會基礎的另一方麵是社會學的基礎，即現實社會基礎。他認為，在現實社會，教育與政治、經濟緊密相聯，“以教育來推進政治的主張和力量，並以政治來完成教育的功能”。教育與政治互為推動，教育也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但經濟在實際上支配著社會，支配著個人。因而，他要求教育者要以社會學的眼光，審查現實社會，探究當時當地的社會需要，據此來決定教育政策和策略。以這一思想為指導，雷先生嚴厲批判了中國教育製度在發展過程中，脫離社會政治和經濟，盲目模仿日本、美國的做法。他提出在中國這個農業國家推行資本主義教育製度猶如在沙灘下建築高樓大廈。他認為各國教育都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研究教育的學者和教育政治家應站在社會學立場，對各國教育進行分析批判，加以比較研究，從而確定本國的教育實施方針。雷先生有選擇地吸收外國教育經驗正是以教育社會現實基礎為理論依據。
三
雷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並非限於對中外文化的批判吸收，其根本著眼點更在教育理論和實際的融合創新。
20世紀30年代，雷先生在廣西推行民眾教育，為使教育措施行之有效，專門成立了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將教育新措施進行局部實驗和理論探討，以減少教育實踐過程的盲目性。他明確規定了研究院的性質，指出：本院的工作是一種傾向於大眾化、平凡化、實際化的創造性工作，“創造新的教育學術環境，從事新的教育學術的創造”。在創新精神的激勵下，雷先生貫通古今，融合中外，建立起一個富有彈性的發展的民族教育體係。廣西民族教育體係在雷先生教育思想指導下逐步形成，而雷先生民族教育思想體係也是在廣西教育實踐過程中得以發展完善。雷先生民族教育思想體係的確立標明他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批判和吸收的層麵，而是融合中外，進而創造出適合中國國情，廣西省情的一係列具體可行的措施辦法。這一創新使中國現代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
民族教育思想體係的建立是源於雷先生對教育作用的認識。他認為教育存在與發展的意義並不在於教育本身，而是為了改革社會。他接受了傳統的“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思想，並從普法戰爭中，普魯士創立義務教育和義務兵製度，最終打敗法國，雪其喪權之恥的事例中，認識到教育的巨大社會作用。他針對中國狀況提出，不管如何困難，無論時間長短，若要複興民族，必先普及教育。隨著教育在廣西的逐漸普及，雷先生對教育作用認識更為深刻。他指出，借助教育力量，可促進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大建設的成功，且建設的成敗，程度的深淺，以教育的成敗、深淺來決定。作為教育家的雷沛鴻先生對教育的作用予以充分估計，並全力以赴推動廣西國民教育普及運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