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武
教育價值觀是人們對教育的功能、作用的根本看法。它對一個人的教育思想、教育實踐，一個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和教育發展，都有全麵的根本的影響作用。劉古愚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包括品格教育思想、實學及實業教育思想、普及教育思想和教育管理思想等。這些教育思想及其指導下的教育實踐，都反映著他的愛國熱情和他的教育為富國強國之本的教育價值觀。研究劉古愚的教育價值觀，對於全麵深刻探討他的教育思想，繼承和發揚他的教育思想的精華，是很有意義的。
一、教育價值觀的核心：富國強國，教育為本
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它有哪些功能、價值，對社會及受教育者有什麼作用，這是僅次於教育本體論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每個教育家甚至每個教育工作者在解決教育問題、闡述教育思想、教育觀點時都必然涉及的問題。對這一問題，自古以來眾說不一，爭論不休。劉古愚十分重視教育對社會的作用，但他並不是籠統地，而是有區別地強調教育的重要作用的。
教育有不同類型，有重詞章考據、八股虛文和唯士而教的教育，有重學以致用、工農商兵的教育。劉古愚認為，教育在國家民族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決定著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但並非任意一種教育都能促進國家民族的發展。好的教育能使國家民族興旺發達，富裕強盛，不好的教育則使國家民族貧窮軟弱，日漸衰落。重詞章考據、八股虛文和唯士而教的教育是不好的教育。中國曆來的教育就是這樣一種教育，它是中國貧弱的根源。他認為，重學以致用、工農商兵的教育是好的教育，西方的教育正是這樣一種教育，它是西方各列強富強之根本。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又進一步指出，中國要強盛，教育應發展。但不能盲目地、籠統地強調發展教育事業，而應根據國家的實際和存在的問題提出教育發展的方針。因此，他認為，中國發展教育的宗旨應該是提倡實學，拋棄虛學，變唯士而教為重民眾教育。
教育發展包括提高質量和擴大數量。劉古愚認為，中國的人才和教育不如別國，首先在於空談之虛學導致的人才和教育的質量不如別國。因此要以重經世致用之實學提高人才的質量。他指出：“外人之學在事，中國之學在文；文遁於虛，事征於實，課虛不如求實，故造就遜於人也。”中國人束發受學，隻知作八股，“讀道德之言，亦知聖賢談理之精，讀經濟之言，亦知名世論事之切”，但就是不與國事家事自身之事相聯係。因此，一旦身列仕途，麵對天下之事皆“毫未預為之計”，“以之理財，財則消耗；以之治兵，兵則虛冒”，“天下事安得不壞”。他指出，欲救其弊，“整飭今日之學校”，“當自事事求實始”。其次在於唯士而教導致的教育和人才的數量不如別國。因此，要以重民眾教育擴大其數量。他指出，西人設學以人人應盡義務，因而無人不學。中國設學為士子入仕捷徑。婦女去其半，吏、兵、農、工、商又皆不學，僅餘十二分之一的士人為學。“十二人共為一事，一人聰明強健，而此十一人蠢愚懦弱如嬰孩，以敵各國有學問之多數人，能勝人者，吾不信也。”士人真能任事者又極少。“雖有一、二才俊之士出於學校，豈能率窳敗不能治事之吏、兵、農、工、商為富強？”且學廣才能出俊傑，輕民眾教育對於奇異人才的培養也是不利的。重民眾教育又“當以設於鄉之蒙學為基礎”，加強婦女教育。這樣既有利於我國“人人皆學”，皆聰明能幹，又可事半功倍。隻要“卑人人心目有當時之務”，使“人人出而有用”，中華民族是完全可以雄踞於五洲的。
二、教育的政治價值：以學為政，政通人和
教育自古以來就有重要的政治職能和價值。近代社會發展使教育與經濟發展結合日趨密切，但並未因此使教育的政治職能和價值受到絲毫削弱。劉古愚不僅像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一樣高度重視教育的政治價值，認為教育是治國治政之本，“以善政為治者霸，以善教為治者王”，而且在如何發揮教育對政治的作用，如何利用教育的政治價值等問題上，還有獨到的見解。
教育為政治服務，劉古愚稱之為“學以為政”，“以學為政”。這又分為兩個方麵。一是以學造就、選拔和任用官吏。二是以學教化民眾。在古代，重視教育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重視教育為統治階級培養統治人才，重視“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雖然也強調“化民成俗”，但這裏的“民”的範圍是十分有限的，實際上是不包括工、農、商等一般民眾的。劉古愚反對這種“以學為政”，指出：“鄉間之農、工、商、賈胥納於學，然後為以學為政，然後能自立於今日之世。故今日興學，人人與有責焉，不獨王公卿士之任也。”教育是政治之根本，當然也是變法唯新之根本。變法能勝者都在於抓住了教育這個根本。“中國非變法不能自立”，此種說法是模棱兩可的騎牆之語，因為它並沒有指出變法之根本。如果抓不住教育這個根本，變法是決不會成功的。因此他指出，“此次變法，須從治鄉立根基。”“從鄉學做之，然後以變朝廷，此今日變法下手法也。”以學為政不僅要“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一種對社會統治者、管理者的教育，是一種政治教育，也要重視提高廣大民眾的政治素質，是一種普及教育、民眾教育；變革政治及提高國民的政治素質不是從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進行。劉古愚的這些主張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
“以學為政”、“學以為政”，劉古愚認為這並非他首創，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這種文化傳統是在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不僅在曆史上起過積極作用，對現實也有積極意義。但它隻是一種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和形式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否則就不能達到應有的目的。他指出，夏、商、周三代是渾樸的時代，這時政就是學。春秋以後為權力之時代，有政無學。孔子以為唯學可以救政之衰，因此著《論語》。《論語》“乃以學字冠首”，“首篇言學，次篇為政”。但孔子不能預知未來之政。故後人注有《周禮》。“《周禮》三百六十官，即三百六十學，學而後為政也，故此後將為以學為政之天下。”以學為政有多種形式，隋唐到近代的科舉取仕也可以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劉古愚和孔子一樣，認為隻有以學為政才能救中國政治之衰敗。那麼為什麼近代中國科舉取仕的以學為政又使中國喪失主權，割地賠款，受人欺辱呢？他認為導致其惡果的原因不在以學為政的指導思想，而在它的形式和內容。“學師不能治官事，是後世詞章取科第之學。非自古聖賢經世之學。”他一方麵認為以學為政是正確的，是富強中國之根本，極力主張和宣傳這一思想，又認為近代科舉取仕、重詞章考據空談之虛學，輕經世致用之實學，使學校成為科舉附庸的“以學為政”是不足取的，是應該拋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