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在不斷發展，教育也要隨之而發展，以便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為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培養高質量的人才。劉古愚指出，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社會生產和生活與過去大不一樣了。今天“行陸之路變為鐵路，行水之舟變為輪船”，“鐵路無山川之阻，峻阪胥平，輪船淩萬裏之波，環贏失險”。“傳命之郵變為電線”，“千人聚語，一日而傳，萬裏寄書，須臾而達；官府之文書，萬倍結繩之書；閣閻之情偽，幻如屋市之奇”。言之意就是說，中國致富圖強不僅要發展一般的科學技術，對廣大民眾實行科技知識的普及教育也要引進和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教育要為發展中國的尖端科技培養大批高質量的專業人才。
中國古代一向輕視工業技術，鄙視商業及商人，視工業技術為“奇技淫巧”，貶商人為“奸商”。生活在封建社會的劉古愚能高度重視工商業及教育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為此而大聲疾呼，要求國家大力發展工商業和科學技術及其教育，並身體力行創立實業教育，傳授實業及科技知識，培養實業及科技人才，這實在是難能可貴、很有遠見的。
四、教育的文化、倫理價值：以學修德，舉國一心
教育具有重要的文化倫理價值。無論是古代教育還是現代教育，也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社會教育、家庭教育，都是如此。劉古愚的教育思想是愛國富國強國的教育思想。他認為，愛國富國強國是緊密聯係的整體，一個人，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隻有愛國，才能具有希望祖國富強的責任心、緊迫感，才能為國家的富強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劉古愚的文化倫理教育正是以愛國為基礎、為核心展開的良好品德和健康個性的教育。因此，他不僅高度重視教育的文化倫理價值，而且認為“以學修德，舉國一心”是“以學為政，政通人和”和“以學致富，國民富強”的基礎。他指出，“人為天地之心裁，製萬物而最貴，其最貴者，以有倫理也”。“有倫理，然後有世道”。“民之生也，有教則人，無教則禽獸。人未有甘居禽獸之名者”。因此，國家官吏隻要“為政於一邑，即修教於一邑”，對國民進行認真的倫理教育，就可形成“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的美好世界。
倫理和政治是緊密聯係、相輔相成的。一個國家隻有擺正了兩者的關係，才能達到兩者的統一。劉古愚指出，“倫理為主政治之源，政治即修倫理之道”。但“特吾中國有倫理而無政治，尊君以文不以心，君民之間情不結以同胞宗子，義不聯以師友主賓，群無首而散渙乖離，人方以我無倫理而野蠻我、禽獸我，而敢望與人友？故吾輩今日讀書，當注意倫理修政治始”。如若能這樣，中國就能“人心群於一，以修政治，人自不敢侮我、詈我，而引與為友”了。
倫理教育在經濟、科技發展中也有重要作用。劉古愚認為，中國人才不如別國，固然在於中國缺乏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才，但最關鍵的還在於中國人沒有良好的品格。他指出：“夫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強，而在我國之貧弱；亦不在我國之貧弱，而在我民之頑獷。”“兵不學而驕”，驕兵必敗；“吏不學而貪”，貪吏必腐；“農不學而惰”，惰農必貧；“工不學而拙”，拙工必困；“商不學而愚而奸欺”，奸愚之商必亂世欺人。發展經濟，農、工、商不掌握科學文化知識是不行的，但沒有有效的倫理教育和良好的品格也是不行的。沒有良好的品格，懶惰不勤，不僅不會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即使學習了一些科學文化知識也難以保證合理運用，甚至難免以其投機禍民。這樣國家經濟當然是不能健康發展的。他認為中國要發展經濟、科技，富國強國，富民強民，農、工、商人等也要“知恥”、“習勤”。既要有“求實”即靠自己的能力誠實勞動致富發家的良好品格，又能“觀時”、“廣識”、“樂群”，根據社會發展、市場需要進行創造性勞動，在發展經濟和科技中團結合作，爭強好勝，講求效率。劉古愚關於農民、工人和商人的品格及其教育的論述，實際上是提出了中國新型農民、新型工人和新型商人應該具有的品格或素質，這是他提倡實學，興辦實業教育、鄉村民眾教育和普及教育的目的。
由於受時代的局限，劉古愚沒能找到解決中國當時存在的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他的教育為愛國、富國、強國之本的教育價值觀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原載《陝西師大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