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在創辦工學團的過程中，還創建了小先生製。小孩作小先生，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學了再教人，“即知即傳人”。這種小先生製，對於普及文化教育知識很有成效。容易攻破普及教育的許多難關。如小孩做小先生，可以攻破師資不足的教師關；小孩教失學女子，甚至可以鑽進新娘房子上課，可以攻破娘子關；小孩教大嫂子認字，可以攻破大嫂難以跳過做飯、洗碗、喂奶的飯碗關；小孩教老翁，使老翁變成老少年，可以攻破衰老關。
陶先生創立的山海工學團和小先生製不到四年，就聲譽內外。對歐美以及東南亞都有很大影響。1935年本辰之在日本《生活學校》創刊號上介紹了山海工學團和小先生製的情況。
這個時期，陶先生推行的普及教育，是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的延長，但這個時期，他教育思想上卻有了很大的進步。“九一八”，特別是“一二八”以後，全國掀起抗日救國的高潮，他在離上海市隻有十八裏的大場地區創辦山海工學團，顯然是以普及教育來推動抗日救國之波瀾的。1934年山海工學團二周年紀念日時，陶先生在賀詞中說：“十月一！十月一！私仇勾銷來一筆，聯合起來打公敵。十月一！十月一！請問公敵是什麼？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這說明陶先生普及教育的思想，已有了抗日救國的新內容。
1935年“一二九”以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開始了新的高潮。在日本步步侵略，蔣介石節節投降，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愛國運動更加高漲的刺激下，使陶先生的教育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實踐中陶先生認識到教育救國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於是把教育事業納入抗日救亡的軌道，他自己也參加了“全國救國會”，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
為了配合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他在1936年提出“國難教育運動”，組織“國難教育社”，規定國難教育的目標是：推動大眾文化；爭取中華民族自由平等；保衛中華民族領土主權之完整。當時教育部在通告裏說：“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陶先生認為這句話應當顛倒過來才是真理。他說：“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不救民族之生命，那能救教育之生命……隻救民族生命，則教育自然有生命了。”可見他這個時候的教育思想，由教育救國發展到抗日救國，教育為抗戰服務了。
陶先生為了全國救國會取得一致行動，他把國難教育推展到全國，並奔走於國內外各地，到處發表演說，揭露日本侵略和蔣介石賣國的罪行。爭取和擴大抗日力量，宣傳教育要配合抗戰，不為教育而教育的主張，1937年，全麵抗戰開始，陶先生還在海外，生活教育社的同誌認為形勢起了變化，根據陶先生的思想，提出了戰時教育。1939年陶先生創立的育才學校，就是從戰火紛飛的各個戰區選來的戰災難童。陶先生在這裏費盡千辛萬苦，培養難童，使育才成為一所革命的學校。這個學校的學生，不僅學習文化課、技術課、還學習軍事課。陶先生認為：“在戰時，每一個學校應該不止是一個學問的組織，而且是一個戰鬥體”。他動員師生說：“當月明星稀，鐵鳥西來，誰能說敵人的降落傘不會落在鳳凰山上？如果降落下來，應該不是我們上吊的時候……而是敵人送上門來挨打的機會。為著加重這目的，我們加重軍訓。”陶先生使育才學校成為學習的集體、戰鬥的集體、同時還是生產的集體，這是完全符合戰時需要的。
1944年陶先生致力於和平、團結、民主運動時，把教育與當時的政治聯係得更加緊密。他主編了《民主教育》月刊，還辦了“民主講座”。他反對蔣介石的獨裁，認為毛澤東同誌的《新民主主義》是實現真正的民主路線。他呼籲民主，認為“民主是中國之起命仙丹。民主能叫四萬萬老百姓團結成一個巨人。民主能給我們和平，永遠消除內戰之危機。民主好比是政治的盤尼西林，肅清一切中國病。民主又好比是精神的維他命，給我們新的力量來創造一個自由獨立進步的新中國和一個富足平等幸福的新世界。”陶先生講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他常說：“民為貴。人民第一。一切為人民。”他認為：把民主運用到教育上來，就是叫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
1946年陶先生在“民主講座”的基礎上辦了社會大學。更反映了他使教育服務於抗戰救國的思想。把古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改為“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的幸福。”按照這個宗旨，他規定大學的教育法，“要根據大眾的利害來批評一切歪曲的理論，要為民族解放前途向漢奸賣國賊封建勢力帝國主義拚命的戰鬥。”
在舊中國，陶先生像許多愛國知識分子奔向革命洪流一樣，經過了一番艱苦的曆程、曲折的道路，終於由一個愛國民主人士，發展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親密戰友”，為獨立和平民主而奮鬥，為人民的教育事業而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對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發展過程，有的分為平民教育，鄉村教育，普及教育、國難教育、戰時教育五個階段。也有分為平民教育、曉莊師範、工學團、國難教育、育才學校、民主教育六個階段。也有的分為三個階段。即從美國留學回來到曉莊師範封閉為第一階段，主要是傳播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從曉莊師範封閉以後，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為第二個階段，表現在他與當時反動政權更加疏遠，這時候他依然從事超政治的“科學下嫁運動”和普及教育運動。“九一八”事變以後為第三階段，是他一生中最進步的階段。
前兩種是按教育活動來說的，不能為劃分教育思想發展的階段。後一種也值得商榷。第一，把曉莊師範作為傳播杜威實用主義的陣地是需要研究的；第二，曉莊師範是1930年4月12日被封閉的，從曉莊封閉到“九一八”事變隻有一年零五個月，在這期間陶先生搞“科學下嫁運動”，是教育救國的一種表現，所以從教育思想的發展來說，沒有多大特殊變化。至於說“與當時反動政權更加疏遠”，不能證明教育思想的變化。因為在曉莊時，蔣介石來校參觀，陶先生正在開會，不予接見，這可以說是夠“疏遠”的了。所以把曉莊封閉到“九一八”事變作為陶先生教育思想發展的一個階級，是值得研究的。第三，“九一八”以後，陶先生推行普及教育中，已有了抗日救國的新內容，但並未跳出教育救國的框子。
從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發展過程來看，我認為基本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917年由美國回來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以前為第一階段。這時期，他在政治上主張愛國主義，“四一二”蔣介石叛變以後，他反對蔣介石，同情共產黨，支持曉莊地下黨的活動。在教育思想上雖然不斷有所進步，但教育救國的思想仍占主導地位。“一二九”運動以後為第二階段，這個時期，他在政治上由愛國主義發展到參加民主運動，對共產黨由同情發展到擁護熱愛，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在教育思想上由教育救國發展到抗戰救國，把教育納入抗戰的軌道，使教育為抗戰服務。
二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論體係。它是由“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個命題合成的統一體。“生活即教育”，包括教育方針、教育目的，是陶先生教育思想體係的核心。“社會即學校”，是他的教育範圍、教育內容。“教學做合一”是他的教學論、方法論。
陶先生的教育理論體係，是從杜威那裏學來的。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體係，是由“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命題合成的。陶先生把它“翻了半個筋鬥”，成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了。這個“筋鬥”翻得怎麼樣，有截然兩種不同的評論，一種認為：是杜威的翻版，一種認為：和杜威根本不同。
究竟怎樣評論，先看陶先生的一段自我總結，他說：“我可以說‘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論，也就是現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從民國六年起便陪著這個思潮到中國來。八年的經驗告訴我說，‘此路不通’。在山窮水盡的時候才悟到‘教學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學做合一是實行‘教育即生活’碰到牆壁把頭碰痛時所找出來的新路……沒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論在前，決產生不出‘教學做合一’的理論。但到了‘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形成的時候，整個的教育便根本的變了一個方向。這方向是‘生活即教育’。”照陶先生的說法，他的教育理論一方麵是從杜威那裏來的；一方麵是在碰壁之後找出的新路。說明陶行知先生並不堅守杜威的一套，而是力圖結合實際，尋找中國教育的一條新路。
陶先生教育體係的三個命題，無論從概念、理論以至內容上並不是沒有問題的，但在評論的時候，應當結合陶先生的教育實踐活動和他的教育思想變化來作具體分析。
第一、“生活即教育”。什麼是“生活即教育”呢？陶先生下的定義是：“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在《生活教育之特質》中他對“生活即教育”又作了解釋。他認為生活教育，第一是“生活的”，“要從生活的鬥爭裏鑽出真理來”，第二是“行動的”，“行動是生活的主導”，第三是“大眾的”，“生活教育是大眾的教育”，第四是“前進的”，“用前進的生活引導落後的生活”，第六是“世界的”，“衝開無論什麼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鐵門”；第六是“曆史的”，“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必須教育大眾聯合起解決困難。”
從陶先生對“生活即教育”的定義以及解釋來看，他不僅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在概念上打了個顛倒，而且在內容上也不相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把現實的社會生活簡化起來，縮小到一種雛形的狀態”。養成兒童對美國社會生活的習慣和興趣。這種教育是為壟斷階級服務的。而陶先生的“生活即教育”是把教育擴大到整個生活領域，他認為：“是生活就是教育”。有什麼生活，便受什麼教育，有吃飯的生活，便有吃飯的教育；有穿衣的生活，便有穿衣的教育；有男女的生活，便有男女的教育；有科學的生活，便有科學的教育；有改造社會的生活，便有改造社會的教育。他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就要建立爭取自由平等的教育。這種教育是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教育。盡管如此，但他強調生活就是教育，把生活與教育混同起來，就否定了教育的特殊職能。人在現實生活中固然有教育，但生活並不等於教育，在生活中所受的教育，也不能代替培養人才的教育。因而把教育完全生活化的理論，是錯誤的理論。這說明陶先生在理論上並沒有完全擺脫杜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