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民
在三十多年前，陶行知逝世的時候，海內域外，廣泛地進行了悼念。各行各業的人們都以各種方式寄托著自己的哀思，足見陶先生在人們心目中影響之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陶先生頂風險、戰惡浪，為人民教育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他那百折不撓、堅持前進、走向革命的精神，更令人欽佩！由於他是杜威的學生，在教育理論上，受杜威的影響較深，因此多年來，對陶先生教育思想的評價，存在不少分歧。如何看待這些分歧，怎樣正確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並拋棄其錯誤、吸取其精華，為當前的教改服務，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
陶先生出身於貧農家庭，青少年時期，一直在平民環境中生活。艱苦的生活，鍛煉了他的堅強性格。他雖然上過教會中學，後來留學美國，獲得兩個碩士學位，又是杜威的得意門生，但他並沒有選擇走上“禦用學者”，“高等華人”的道路，也不作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依然回到平民的隊伍中，為平民服務。他曾在給妹妹的信中說：“我本來是一個中國的平民，無奈幾十年的學校生活。漸漸把我向外國的貴族的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於我的修養固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外國的貴族的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我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他回國後在南京高師任教時，就辦了暑期學校，發動留校學生對附近的平民進行識字教學，自己也接近平民，經常與車夫、小販交談，並教他們識字。以後他更致力於平民教育，發起平民教育運動。除組織平民教育促進會外，帶著自己編寫的《平民識字課本》，到店裏、家裏、旅館裏、廟裏、清真庵裏、監獄裏、尼姑庵裏、濟良所裏去推行平民教育。要叫黑暗的地方大放光明。他足跡所到之處，就是平民教育普及之處。在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的家裏，他教門房李白華認字，李又回去教老媽、丈夫認字。在蒙古包裏，他講五族一家的精神，推動蒙古平民教育。在陶先生的努力推動下，平民教育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發展很快，如張家口五天就成立了二百多個平民讀書處。陶先生為推行平民教育，不辭勞苦，樂在其中。他給一位小朋友的信上說：‘我現在最小的學生是四歲，最老的學生是六十六歲。他們都是我的學生，也都是我的老師。他們教我！我教他們，別有興味。我現在的老師和學生北至蒙古，南至南洋群島，西至德國，東至美洲都有。
陶先生為什麼如此熱心平民教育呢？他說：“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種種人受平民化。一方麵我們要打通層層疊疊的橫階級、如貧富、貴賤、老爺小姐、太太丫頭等等素來是不通聲氣的，我們要把他們溝通。又一方麵我們要把深溝堅壘的縱階級打通。縱階級的最著名的是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江南江北，浙東浙西，男男女女等等都有惡魔把他們分得太嚴。這種此疆彼界也非打通不可。”為了溝通橫縱階級，所以他說：“我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他深信：“平民教育一來，這四通八達的社會不久要降臨了。”所以他認為：生在此時的使命，就是要用“全部精神來挽回國家厄運並創造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社會與後代。”
在舊中國，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給於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著民族文化的災難，造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陶先生作為一個教育家，教車夫、小販、工人、農民識字，撥亮他們的眼睛，為廣大平民服務，是應當受到尊敬的。“五四”以後，知識分子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陶先生作為一個大學教授，能夠眼睛向下，到一般學者不願到的地方去，與勞動者談心、交友，也是應當尊敬的。但是在三座大山壓頂的舊中國，他想通過平民教育來挽救厄運，是不可能的，他想通過平民教育來打通貧富階級，是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家學說的；至於說用平民教育來溝通此疆彼界，則更是一種空想，所以他日夜操勞，到處奔波的四通八達的教育，總是得不到預期的效果。
推行平民教育失敗以後，陶先生並不氣餒，他依然以堅忍不拔的毅力拚命尋找中國教育的生路。他在實踐中認識到中國有三萬萬四十萬農民，他們衣不裹體，食不飽腹，又沒文化，在饑餓與死亡線上掙紮。因此，他認為新的使命是要向農民“燒心香”，於是決心搞鄉村教育。在《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中國鄉村教育宣言書》、《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和《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答客問》中，基本反映了陶先生這個時期的教育思想。我們將其中的三段文字摘錄在這裏：
“本社的鄉村教育政策是要鄉村學校做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我們主張由鄉村實際生活產生鄉村中心學校，由鄉村中心學校產生鄉村師範。鄉村師範之主旨在造就有農夫身手，科學頭腦，改造社會精神的教師……今後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勵行鄉村教育政策為三萬萬四十萬農民服務。我們已經下了決心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征集一百萬位同誌，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活的鄉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長五穀。他要叫農民自主、自治、自衛。他要叫鄉村變為西天樂園，村民都變為快活的神仙……叫中國一個個的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傳大的新生命。”
“好的鄉村教師……他足跡所到的地方，一年能使學校氣象生動，二年能使社會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學農業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材，廢人生利。”
從以上文字來看，陶先生按照他的教育思想，為中國廣闊的農村繪出了一副美麗的彩圖。
陶先生為了實現他的宏願，與友人合作，於1927年3月15日在炮火聲中開辦了南京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即曉莊師範。在開學通知單上寫著：“農夫在炮中要種田，與農夫同甘苦的學校，也不能為戰事而停止招考與開學。”在開學盛典會上陶校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說：“我們的校舍，上麵蓋的蘭天，下麵踏的是大地，我們的精神一樣要充溢於天地間。”曉莊師範開辦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在白色恐怖下，曉莊經濟來源斷絕，四周土匪司機搗亂，但是，在陶校長主持下的曉莊師範，壞人嚇不倒，炮火轟不散。陶先生帶領師生，用自己的雙手建設校園，蓋起了大禮堂、圖書館。把禮堂題名為“@宮”，把圖書館題名為“書呆子莫來館。”以顯鄉村教育的特色。陶先生還編了《自立歌》以勉勵大家：“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曉莊師範除校本部外，還有三所中心小學，作為實習以及培養小學教師、校長的場所。後來由於師範生的增加，又在吉祥庵、萬壽、蟠龍山、神策門、黑墨營等地建立了鄉村小學。另外，還辦了鄉村幼稚園、鄉村醫院、民眾學校、中心茶園、曉莊劇社，並建立了聯村自衛團等。曉莊師範的師生還參加了農民協會，與土匪豪紳進行鬥爭，作為組織教育的實例。1930年曉莊中心學校的學生準備到棲霞山旅遊，采集標本，要求免費乘火車，進行了一場英勇的鬥爭，鬥爭勝利後，陶先生寫了一首詩鼓勵大家：“生來不自由，生來要自由，誰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同年4月8日蔣介石命令教育部停辦“曉莊”，4月11日即派一個團的兵力，荷槍實彈的開到曉莊，封鎖了曉莊師範。陶先生也以“勾結叛逆”的莫須有罪狀，再次遭到通緝，逃亡日本。他想通過教育改造鄉村，造成中華民國新生命的願望，在蔣介石的武力逼迫與政治迫害下遭到失敗。這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中，不推翻三座大山，想以教育救國，是斷然不成的。
陶先生試圖通過鄉村教育，造成中華民國新生命的願望雖然失敗，但他辦的曉莊師範，無論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或是教學活動上，都是對舊教育的巨大衝擊，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他不僅使教育與生產活動相結合，而且與政治鬥爭也密切相聯係。他在《曉莊三周年敬告同誌書上》說：“曉莊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沒有愛就沒有曉莊‘。又說：有了愛便不得不去找路線、尋方法、造工具，使這種愛可以流露出去完成它的使命。流露的時候遇著阻力便不得不奮鬥——與土豪劣紳奮鬥，與外力壓迫奮鬥，與傳統教育奮鬥，與農人封建思想奮鬥，與自己帶來的偽知識奮鬥。’陶先生這時雖然還沒有跳出教育救國的框子，但作為一個教育家來說，不能不承認他在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曉莊師範被封鎖以後，陶先生以百折不撓的精神，1932年11月1日又在上海大場地區開辦了“山海工學團”推行普及教育運動。
什麼叫工學團？按照陶先生的解釋：“工是工作；學是科學，團是團體。說得清楚些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說得更清楚些是：以大眾的工作養活大眾的生命；以大眾的科學明了大眾的生命；以大眾的團體的力量保護大眾的生命。工學團是一個小工廠，一個小學校，一個小社會。在這裏麵包含著生產的意義，長進的意義，平等互利自衛衛人的意義。它是將工廠、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產生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新細胞。陶先生辦的工學團是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與社會生活結合起來，以及把普及教育與技術教育結合起來的教育形式。這種形式，群眾容易接受，也容易推廣，不到一年時間，在紅廟沈家樓等地都設立了工學團，學生很快增加到三百多人。由於工學團的學生不斷增加，就發生了經濟上的困難。陶先生本著‘大眾滴了汗大眾得吃飯，大眾的事大眾幹’的精神，向銀行貸款，組織了生產合作社，在石角墳組織了養雞工學團，搖襪工學團，在沈家樓組織了棉花工學團，織布工學團，解決了經濟困難的問題。為了改進農業，陶先生還為棉花工學團捐了籽種，‘條播機’‘打稻機’，替養魚工學團捐了兩台‘抽水機’並耐心的教給農友們怎樣使用，深得農友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