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民
龔自珍，又名鞏祚，字璱人，號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於清乾隆五十七（1792）年，死於道光二十一（1841）年。他一生處在清王朝日趨沒落，瀕臨滅亡之時。
在清王朝政治衰敗、內火橫起、處患迭至、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形勢下，龔自珍揮灑筆墨，一方麵用激揚的文字呼喚人民覺醒；一方麵用辛辣的文字揭露封建統治的衰敗，成為清末的政治家、哲學家、思想家。他的政治主張、學術思想以及人才觀點，不僅對當時知識分子震動很大，而且對教育改革有深遠的影響。龔自珍作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代表，是當之無愧的。
龔自珍的政治主張對教育改革的影響
龔自珍出身於三代仕宦家庭。在人生的起點上，他仍照前例，沿著先輩們的足跡，走讀書、做官的老路。然而，事不隨人所願，他多次考試落第，直到38歲時，參加第六次應試，才好不容易取了個進士出身。但由於官場的排擠，受到朝廷冷遇，其官最高也隻做到禮部主事的職位。
龔自珍盡管在個人仕途上走了一條非常艱難坎坷的道路，但畢竟取得了周旋官場的資格。他在官場目睹那些黑暗枉法、爾虞我詐的種種現象，便愈來愈積怨於整個世俗。又由於他通古辨今、造詣深厚的學識，以及不隨俗流、坦蕩直率的性格，因而使用憤激辛辣的詩文，指陳時弊，譏諷朝政，論說世運，呼喚光明，大膽揭露了清王朝搖搖欲墜的形勢，並且提醒統治者“奈之何不思更法？”
龔自珍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貢獻，主要在於他的社會批判思想，提出政治上的“更法”主張。可以說，龔自珍的社會批判思想，達到了同輩知識分子可能達到的高度。如果說18世紀中葉，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把康乾盛世的清王朝描繪成“如今外麵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盡上來了”的話，那麼，過了七八十年這個清王朝封建統治在龔自珍的筆下，完全變成了一個“四海皆秋”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衰世。他尖銳地指出：“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蹷，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飧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這種現象，“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但又如之奈何呢？“不久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龔自珍指出：這猶如“割臀以肥腦，自自肉”。政府如此腐敗，必然引起農民反抗。龔自珍又從白蓮教、天理會的刀光劍影中，看到了封建宮殿之將傾。在《尊隱》一文中，他認為封建統治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而另一種力量卻噴薄而起，越來越旺。龔自珍在這裏把農民起義的力量代稱為“山民”；把清王朝封建統治代稱為“京師”。他對這兩種勢力作了比較，認為：“京師如鼠壤，則山中壁壘堅矣”，即是說封建統治階級像地老鼠一樣，洞已打到了壁壘堅硬之處，再也打不下去了，所以“京師之日短，山民之日長矣”。人們一到這兩個地方，馬上就會看到京師“風惡、水泉惡、塵霾惡”；而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京師“人攘臂失度，如蠅虻”，而山中“戒而相與，修嫻靡矣”；京師“朝士寡助失親”，而山中“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矣”。京師“徨徨商去留”，而山中“歲月定矣”。這兩種景象的明顯對比，使京師的祖宗不得不發出悲歎！“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為殿矣。”就是說，我再沒有什麼榮耀的指望了，我斷定你們是華貴的最後一代；同時，山民之神也發出了感慨：“我無餘怒焉，我以汝為殿矣。”就是說，我再沒什麼憤怒了，我斷定你們是受苦的最後一代。當統治階級正在寂若死灰，燈燭無光，醉生夢死，鼾睡不醒時，山中之民，則“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矣”。在這裏龔自珍大膽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敗，熱情地呼喚未來，迎接曙光。他指出封建統治已是日近黃昏，悲風慘烈，到處充滿著一派暮氣；而新的勢力如日之初升，噴薄而起，光照人間，到處呈現出一片生機盎然。他在《己亥雜詩》中，還進一步揭露了清王朝宮殿已經到了頃刻即倒的地步。
在清末大興文字獄、動輒得咎的環境下，龔自珍采用巧妙的手法，想通過驚世駭俗的詩文，把封建統治者從沉睡中警醒過來，使他們明白不能再照老樣子統治下去了。要想起死回生，就必須實行“更法”。
“更法”，就是要改變現實政治製度。為了消除疑慮，減少改革的阻力，增強克服困難的力量，必須總結曆史經驗教訓。所以，龔自珍的大量著作，都是研究曆史，以曆史上的改革作為先導。他主張“仿古法以行之，以救今日束縛之病”。他從曆史上論證了改革的必然趨勢。他說：“夏之既夷，豫假夫商之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之所以興，夏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億萬年不夷之道”，並指出：“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之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龔自珍從曆史的發展演變中，論證了“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而且警告當朝統治者“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龔自珍主張改革法製，“刪棄文法，捐除科條，裁損吏議，親總其大綱大紀，以進退一世，又命大臣以所當為，端群臣以所當從。”並認為這是“萬世屹立不敗之謀”。可見，龔自珍對當朝皇帝還是寄有希望的，希望他振作起來，實行改革，並告訴統治者，要改革法製，僅靠皇帝一個人是不行的，還要有人才。他說：“自珍少讀曆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龔自珍在政治上的“更法”主張，尤其“更法”要靠“人才”的思想，對後來的教育改革很有影響。因為教育改革總是以政治更法為前提的，而政治上的改革，總是要有堅持改革的人才。所以，中國近代的教育家，在描述教育改革時，無不推崇龔自珍的“更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