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榮
古老的中國本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東方社會。鴉片戰爭以前，在文治思想占統治的曆史時期，為了適應冷兵器作戰的特點，建立起的武舉、武學，雖然在內容上是傳統落後的軍事教育形式，但也曾使中國雄踞東方，為世人所景仰。隆隆戰鼓，獵獵軍旗；人喊馬嘶，斧砍刀劈；謀兵布陣，孫子兵法；空城計，回馬槍；秦俑軍陣，萬裏長城；成吉思汗、嶽飛、戚繼光……這些都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國威、軍威及其不可戰勝性。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軍事上連連失利，民族危機空前絕後。這巨大的衝擊，促使清末民初有識之士無不振臂以談戰守，群起籌議防海之策，從而推動了清末軍事的變革和近代軍事教育的產生和發展。
一
近代第一批軍事學堂誕生於海防危機之際，產生於洋務運動之初。1866年，福州船政學堂的建立，是中國近代軍事教育開端的標誌。該學堂按左宗棠“必能自駕與自造”為目標，分為製造和駕駛兩個學堂。主要學習外語、自然科學以及與專業密切相關的學科。在教學上采用書本知識、課堂講授和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學生“半日在堂研習功課，半日赴廠習製船械”，以培養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艦船製造和指揮人才。之後又增設了管輪班，設置了繪事院和藝圃，造就專門的設計、操作和維修人員。特別是1877年，船政局首次選派30名學生出洋分赴英國深造，從而又揭開了正規意義上近代軍事留學史的第一頁。
鑒於近代海軍是一支技術複雜、人員配備要求很高的軍種，它特別需要眾多駕駛、指揮、輪機等專門人才。1885年10月，中法戰爭後，“總理海軍事務衙門”成立，各都撫大臣紛紛呈文奏設水師學堂，不久，清政府也通飭沿海各省份一律創設海軍學堂。這樣，從中法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1885-1895）的10年間，全國各地，特別是北洋、南洋、閩洋、粵洋四支海軍艦隊在其屬內開辦了一大批海軍學堂，同時，還選派了幾批海軍留學生出國深造，近代海軍教育由此興起。
北洋海軍是清政府著意精練的一支水師。在其籌建、發展和成軍的過程中，李鴻章始終把培養和使用合格的海軍人才，視為建設北洋海軍戰略體係的主要保障係統。其《北洋海軍章程》就明確規定：各艦管帶和大副、二副、三副，須由水師學堂畢業生或留學生充任。1890年，北洋海軍仿天津水師學堂由提督丁汝昌在山東威海劉公島添建了一所水師學堂。同年，北洋艦隊還在旅順口開辦了一所魚雷學堂，它們均在甲午海戰後因陷於日軍而被迫停辦。除此之外，南洋海軍於1890年由曾國荃奏請設立了江南水師學堂；兩廣總督張之洞在1887年創辦了水陸師學堂，其在學生選錄、開辦規製和課程設置上均與眾不同，特別是他增設了與軍事有關的“洋務五學”，即礦學、化學、電學、植物學、公法學。如此利用軍事學堂的校舍、設備、師資附設其他專門學堂，這可以說是張之洞的一項創舉。
閩洋福建海軍雖自馬江之戰後一蹶不振，但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仍先後三次向國外派遣海軍留學生78人。這些留學生在國外專心講求，勤奮努力，多數學業較遂，創獲實多，成績優異，回國後，“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以唯恐或後”。他們均成為高層次的海軍建設人才。如北洋艦隊“定遠”、“鎮遠”號管帶劉步蟾和林泰曾，“經遠”號管帶林永升，“靖遠”、“濟遠”、“超勇”號管帶葉祖珪、方伯謙、黃建勳等都是留歐學生。留學回國人員除在海軍部門擔任要職外，其中還有一部分積極從事海軍教育事業，在水師學堂逐步接替了洋教習的工作並參與其他海軍學堂的創建，為海軍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貢獻。
二
甲午之戰後，清政府不得不進行了一次更深刻的軍製改革。在軍事教育方麵，基本上擯棄了清代長期沿用的蔭襲製和用武舉、以武功選拔的舊體製，開始領悟到培養和重用一代新的軍事人才的迫切性。從1895-1900年，清政府先後建立了直隸武備學堂、江南陸師學堂、湖北武備學堂等9所軍事學堂。此次設辦學堂和甲午戰爭前有所不同，其特點是近代軍事教育的範圍逐步由海軍擴展到陸軍；在地域分布上，學堂由沿海城市擴展到內地省份；在結構上，也由軍事技術學堂向軍事技術和軍事指揮並重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