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的學術思想對教育改革的影響
龔自珍在政治上主張更法，在學術上主張“經世致用”，反對脫離實際的理學，反對獨尊儒術。他說：“蘭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後代儒益尊，儒者顏益厚。”這就是說，儒家本是一家之言，隻是後來有一些學究冬烘先生厚著臉皮才把它捧為萬世師表的聖經。誘使知識分子疲精神、耗日力於無用之學，造成士不知恥，百官無能，為衰世粉飾太平。所謂“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這樣厚顏無恥的顛倒，造成一係列社會的假象。“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這種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空疏無用，脫離實際的學派學風，使朝廷“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龔自珍不願為統治階級粉飾太平。因而，他的朋友李銳、陳奐、江藩等要他著詩、書、易、春秋，龔自珍說，他“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鏡堂先生請他著詩、書、易、春秋，龔自珍說他“有事天地南北之學，未暇也”。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時代，龔自珍在學術上主張經世致用，並大聲疾呼，喚醒知識分子不要被朱程理學以及考據學牽著鼻子走，要放開眼界去研究“東西南北”之學，這無疑是一個大的思想解放。
龔自珍在學術思想上，超脫傳統世俗，注重經世時務。他鑽研曆史典章製度，考證國朝興盛衰落，同時借古論今，注重現實問題的探求。他研究西北地理兩年，撰寫出《西域置行省議》。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開發西北，改“人心慣於傣侈”，移“風俗習於遊蕩”，“望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在《農宗》中，他提出社會經濟改革的思想。在《平均篇》中，他分析了引起農民起義，造成衰世的原因，是由於社會的貧富不均。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對列強侵略、鴉片輸入、白銀外流等問題提出對策，提醒林則徐效法西方修整軍器，講求火器，以武力抵抗外侮。尤其道光九年，在殿試時，以欽命題《安邊綏遠疏》為文，揮筆灑墨，旁征博引，談古論今，提出實邊政策，使一些封疆大吏也不得不稱頌“先生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所以“閱卷諸公皆大驚”。龔自珍這種立足現實問題的研究，總結曆史經驗，謀求未來發展的學術研究，衝開了儒家的繩索，為知識分子樹立了一代楷模。
更可貴的是，龔自珍在研究現實問題中論證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他說：“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塚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他由此得出結論“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龔自珍把學術與政治統一起來，研究現實問題的學術思想，確實開了一代之新風。他的朋友張維屏認為：“近數十年來，士大夫通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這並不過分。這種新風氣使知識分子從繁瑣考證中解放出來，起了催化的作用。梁啟超說：“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龔自珍的學術思想，像巨雷一樣，劈開儒家思想對人們頭腦的鉗製，使知識分子掙脫儒學的羈絆，從繁瑣的考據、辭章中解放出來，重視現實生活和政治的研究，進行“經世致用”的新探索。龔自珍的新學術思想一旦觸及了知識層，就直接衝刺到教育界。
龔自珍的學術思想，一旦衝開儒學的羈絆，就會引導人們去探索社會的各個方麵，探索各種新的問題，不僅研究經濟政治的現實問題，而且也必然涉及教育的問題。清朝末年，充斥教育界的是空談心性的“理學”和專事考據的“古文經學”，而維護和支持這種理論和思想製度是八股取士。因此，龔自珍也揭露了八股取士的弊端，他指出：“今世科場之文，萬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龔自珍進一步指出：這種腐朽的科舉取士製度，已經到了“既窮既極”的地步了。龔自珍的學術思想，以及他從曆史、理論和現實等方麵對儒學思想、科舉製度的批判，成為後來教育改革的理論依據和先聲。
龔自珍的人才觀點對教育改革的影響
龔自珍在政治、學術上考王朝之盛衰與世事的變遷中，已經看到人才的重要，並且認為：“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任之。”
人才是有標準的，龔自珍認為一代的人才，必先有高尚的道德，這是關乎國家盛衰的關鍵。他說，“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這就是說士有高尚的道德，顏浩知恥，則辨是非，明曲直，能擔當支撐大廈之重任，輔佐王室，使國家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