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文化選擇在高等教育與政治之間發揮著特殊作用。秦朝崇法，儒士被殺；漢代尊儒，經學盛行；南北朝信佛，儒學衰落；唐推老子，玄學開館；元之後理學當政，《四書五經》必讀。可見，政治最直接的還是先對文化發生作用，進而對高等教育的各個方麵產生影響。當然，高等教育對文化的選擇也有重要意義的。漢尊儒術，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天人三對策”起了關鍵作用。理學之所以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哲學，書院所發揮的權威性選擇及影響力不可低估。但當專製主義取代理性的文化選擇後，又會給傳統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極大危害。明“四毀書院”，文化高壓使啟蒙思想遭到扼製；清文字獄，知識分子隻得埋頭訓詁，文化創造的火焰漸漸熄火。直至西學東漸，新的文化選擇才使中國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
五、古代高等教育家的文化屬性
文化一方麵體現在教育家身上。我們說，中國古代沒有純粹的教育家，或者說教育家首先都不是教育家，而是某個文化領域的大家，例如，孔子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首先是思想家和世界文化名人；墨子、孟子、荀子等首先也都是思想家、哲學家；至於董仲舒、王充，思想家的成分要比教育家多得多；而韓愈、柳宗元更是以文學家名世；王安石更是一個政治家；朱熹雖從事教育40多年，但不能說他僅僅是一個教育家；而王守仁除為思想家外，還有軍事家的才能。然而，這些曆史名人都被認定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著名教育家。
當然，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文化的每一個領域都存在著教育問題，教育是廣義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曆史上根本沒有什麼抽象的教育，反倒是將高等教育置於其相應的文化係統中去發展和研究才有真正意義。如韓愈獎掖後生，圍繞在他周圍有很多文學青年，“韓門弟子”遂成門派。也就是說，真正的高等教育家都是身處獨特的文化領域之中，承載著某種文化因素，他們是那個文化領域的教育大師。也正因為如此，古代高等教育家還都從各自文化領域的角度，對高等教育發表了諸多見解，他們有關哲學、倫理、宗教、文學等方麵的著作，雖無研究教育之名，卻有探究教育之實。也許正是每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帶有一定的文化特色，才使得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思想，在整體上呈現出教育與文化並行發展、互動爭鳴、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麵。
另一方麵，教育家又是文化的推動者。從一般意義上說，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又多是先以教育發跡，而後以其他成名的。即是說，正因為他們首先是教育家，才有可能在某個領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胡德海先生在他的《論中國曆史上的教育家》一文中指出：有巢氏、燧人氏、神農氏、伏羲氏、黃帝等傳說中的人物，固然是原始社會部落的著名首領，但關於他們的諸多傳說卻清楚地告訴人們，他們隻有首先是傑出的教育者，才能成為公認的著名的部落首領。這是因為他們的出現，完全是社會文化生活的要求所致，也是適應社會存在和發展客觀需要的結果，他們是發展社會文化、推進社會生活的創造性人才，同時也是中國史前時期最典型的教育家。其實，《禮記·學記》中也早有相關表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師者，所以學為君也。”可見，文化和教育在教育家身上能達到和諧統一。正如胡德海先生所言：和任何人一樣，教育家也孕育、生長在人類所創造的文化天地裏，他們也是人類文化的產兒。所不同的是，他們“既是人類文化文明最辛勞的耕耘者和播種者，也是人類文化文明最豐碩的收獲者和擁有者”。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天然的密切聯係。因而研究傳統高等教育就不應離開文化問題的研究，而探討現代高等教育問題更應樹立文化的觀點。即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要有文化視角，高等教育現實研究要考慮文化因素，高等教育熱點問題研究要探究文化本源，高等教育比較研究要顧及文化傳統，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展望必須以文化變遷為背景。隻有這樣，才能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真正改變以往隻考慮政治、經濟因素而很少顧及文化因素的不足，從而使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進一步深化，為跨世紀的高等教育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潘懋元：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博士論壇）[J]，教育研究，1996，（11）：17-30.
[2]孫培青：中國教育史[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3]熊賢君：中國教育行政史[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4]胡德海：論中國曆史上的教育家[J]，教育研究，1998，（8）：43-47.
[5]張應強：文化視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原載《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