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榮
考試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密切相關。考試體現著社會對其成員資格的要求和認定，大規模社會考試還昭示出社會對所需“賢才”的標準，進而成為人才選拔和推進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因此，探索人類社會考試思想發展規律，既是教育研究的重大理論課題，也是促進各級各類教育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本文試圖在研究中國考試思想發展和演變過程的基礎上，探討中國考試思想發展的特點與規律，以便從曆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加深我們對現實考試問題的理解，形成正確的考試理念，更好地為當今教育考試改革服務。
一、中國考試思想的曆史發展
考試思想作為人類考試實踐活動的客觀反映，是伴隨著考試活動的開展而出現的。早在原始社會，考試思想就已萌芽，遠古的部落首領推舉、考察即是早期考試觀念的具體體現。先秦時期，雖然並沒有建立起明確的考試製度，但通過考核、考察、選拔、任用人才的實踐已經出現，隻不過“鄉舉裏選”還主要是選拔大夫以下低級官吏，大夫以上高級官員則通過世官製選拔。及至春秋戰國，世官製開始衰落，明賢思想顯著發展，“諸子百家”力主“選賢任能”，“尚賢”觀念遂成為這一時期考試思想的集中體現。而私學的興起，又使教育考試思想初步形成，我國最早的教育學專著《學記》就已對西周奴隸製時期大學的“考核”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和評述，體現出考試中德行與道藝結合、連續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思想。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集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於一身的曆史性人物，他的任人惟賢、有教無類、德才兼備、學優則仕的思想，初步奠定了中國考試思想發展的理論基礎，並對後世人才選拔的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孔子的“尚賢”觀念不同，道家和法家所奉行的“不尚賢”思想尤其引人關注。老子從“無為”的思想觀念出發，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他反對國家大張旗鼓地任賢選能，認為由此人們易於被外物所感，進而刺激他們的感官之欲，引發人與人之間的敵對，並導致各國競相延納所謂的賢才，哄抬人才市場，反倒使真正的賢者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法家的“不尚賢”思想集中體現在“尚法而不尚賢”這一重要命題之中，認為隻要法律完備，依法行事，無能之輩也可以治理好國家。在法家心目中“農戰之士”、“智術之士”和“能法之士”就是賢者，他們更講求“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即在實際工作中對人才勝任職事的可能性和績效進行鑒別、測試和考核。正因為法家理論的實用性和可行性，才使它對當時選官製度的改革，起了決定性作用。
兩漢是屬於察舉製占主導地位的曆史時期。察舉製作為一種推薦製度，在製度上並不強行考試，而主要是根據人的“德行”，通過舉薦和策問，授以相應官職。由於“孝廉”是兩漢察舉製的主體和核心，所以，以儒術取士是漢代察舉製的主要特征，這樣“尚賢”便仍是兩漢考試思想發展的主脈。後隨著東漢任賢思想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在薦舉實踐中出現的種種弊端，孝子廉吏已徒有虛名，進而引發了人們對人才選拔問題的深入思考。為彌補察舉製的不足，尋找更加客觀的選拔人才的標準和方法便成為考試思想發展的一種內在動力。
東漢順帝陽嘉元年（132年），左雄對孝廉考試進行了改革。一是被舉薦者的年齡限製在四十歲以上；二是分儒生和文吏二科取人；三是要以“某種專門知識的程式化考試，作為認定居官資格的手段”。“限年”極大地抑製了奔競之風，革除了謬濫之弊，而增加考試環節並要進行端門“覆試”，使用人製度標準化，減少了隨意性。“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可見，考試環節的增加，成為考試觀念根本性轉折的開始。的確，自“左雄改製以後，考試製度的雛形也就具備了”。左雄因此也被視為是我國常科考試的創始人。
魏晉南北朝時期，兩漢重德的主流思想經由漢魏之際重才思潮的激烈震蕩，加之“九品中正製”從一開始實行就弊端叢生，進而引發了人們關於考試問題的激烈爭論。期間，有關人才選拔中的考試意識明顯增強，湧現出王昶、傅玄、葛洪、劉劭等具有開拓精神的考試思想家，他們對考試作用和檢視人才辦法的深刻闡述，使人們進一步明確了采行考試的極端重要性，並為其後科舉製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其中，王昶和傅玄對考試作用的論述最有啟發意義。
嘉平初年（約249年），王昶上書陳述五條治理方略，其中一條就是“欲用考試”。他說：“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後傅玄在《馬鈞傳》中也說：“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雖然王昶所言考試仍然是指對官員的考核，但他用“準繩”來形容考試的作用，這是中國曆史上首次對考試作用的準確而形象的論述。而傅玄把考試說成是度量人才的“衡石”，同樣充分地表達了考試的準確測量功能。
隋唐以科舉考試為中心的新的人才選拔製度的形成，是傳統尚賢思想發展的結果，也是長期以來人才選拔實踐經驗的總結。隋文帝“分科舉人”，賦予了科舉考試語義上的意義。隋煬帝創行進士科，標誌著科舉考試的正式確立。而以李世民為中心的貞觀統治集團，對有關人才選拔的一係列問題也進行了探索與實踐，思想見解有獨到之處。此外，唐朝中大臣還出於不同的家庭和科第背景，對科舉考試發表了意見。劉嶢主張在考試內容和錄取標準上應先德行而後才藝，但作為文學家的柳宗元更傾向於以文辭取人；歸崇敬要求重訂教學與考核製度，嚴選經學博士，罷帖經，試經義、時務策，以適應中央官學的改革與發展；同樣，作為教育家的韓愈深知培育人才是選拔的基礎，大力整頓國學，改革招生製度，嚴選學官，為我國古代學校考試思想的發展做出了貢獻；然而，沈既濟則想以學校取代科舉，楊綰更要求“改科舉考試為察舉孝廉”，旨在最終取消科舉考試；魏玄同雖無意廢除科舉，但對貴戚子弟“不學而入仕”的現象給予了批評，要求管好“舉主”，以防庸濫。總之，這些伴隨著考試的實施而孕育出來的有助於完善考試製度自身的深入思考，雖是他們不同政治觀、人才觀和取士觀在麵對現實考試問題時的反映，但卻充分體現了人們對理想考試模式的曆史訴求。
宋、元以前，科舉考試行已既久，製度上進一步完備，但長期以來積累的矛盾也日漸突出。科舉考試行廢之爭、武舉考試存廢之爭、學校取士與科舉取士之爭、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之爭、逐路取人與憑才取人之爭等，使這一時期考試思潮疊湧，考試改革運動蓬勃興起。宋、元堪稱是自科舉考試創立以來思想鬥爭最激烈、探討問題最廣泛、參與人數最多的考試思想發展的黃金時期。
雖說“重科舉，輕學校”之風在唐代就已出現，但到宋代，逐漸發展成為隻重科舉取才而忽視學校育才，進而導致一些士子專攻舉業而不屑接受係統知識學習的嚴重弊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宋代中葉曾開展了三次大規模的興學運動。範仲淹把“在學三百日”作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先決條件，王安石推行“三舍法”，試圖將學校和科舉統一起來，使養士與取士皆歸於學校，但這卻遭到了蘇軾等人的強烈反對。事實上，學校育才和科舉取士之間，既有統一性又存在著矛盾性，那種企圖用學校教育來代替科舉考試，或隻重視科舉考試而無視學校存在的想法，都會事與願違，關鍵是要在學校與考試之間建立起動態平衡，促進其相互配合、良性發展。
在宋代，“重文輕武”是基本國策。然而，兩宋又恰遇強鄰交逼，戰事連綿。即使如此，在是否恢複設立武舉問題上卻長期議而不決。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總算設置了武舉。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在王安石主持下，恢複設立了“武學”，改革了武舉試法。但在宋代，武舉考試終不為時人所重視，備受冷落，最終宋之積貧積弱依舊，士人之膚脆肌柔如故，在強敵麵前，“議論未定，兵已渡河”，無奈隻能“臨危一死報君王”。南宋時期，陳亮、葉適都認為隻有文武兼資、智勇結合，才能在抗金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但朱熹認為隻要“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至，而不至於別生患害”。朱熹的這一套說詞無異於放下武器，坐等挨打。可見，僅興文教而抑武事，文武分離，重文輕武，士子便專尚言辭，空談性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如此養成的人才，就隻能是“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的書呆子。
明末清初，國內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異常尖銳。明朝的滅亡，引發了思想界對明朝專製統治以及兩千年來封建君主政治的深刻反省和沉思。不僅具有強烈民族情緒的啟蒙思想家對科舉考試製度進行了批判，就連一些理學思想家和考據學派代表人物也對人股取土製度的危害給予了嚴厲批評。他們均從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出發，為了民族利益和國家的安危，要求全麵改革科舉考試製度，甚至提出停止八股取士之法。明清之際以對八股取士的批判為中心所形成的批判八股科舉思潮，為清末科舉考試的革廢產生了巨大影響。
而這一時期，以《儒林外史》、《聊齋誌異》、《紅樓夢》為代表的明清古典小說實是一部部社會思想史，其反八股科舉的內容在全書中占據突出地位，反映了那個時代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通過這些作品，我們能夠看出蒲鬆齡、吳敬梓以及曹雪芹等對八股科舉製度的弊端和危害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他們以文學的形式深刻揭露了科舉考試的嚴重危害，反映了作者對考試問題的基本觀點，特別是在考試思想史上開創了一種新的思想表達方式。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不朽之作形象地執行批判八股取士製度的神聖使命，傳導出特定的社會氛圍，描繪儒林眾生相，塑造出賈寶玉、杜少卿等否定功名利祿的理想人物，我們今天從正史、野史中得到的關於八股取士製度的認識始終將是非常膚淺的。《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誌異》，從反八股科舉的內容著眼，再現了中國讀書人的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