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學曆來就是文化創新的重要基地
隨著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的到來，現代大學已成為引入異質文化的主要渠道和進行文化接觸、交流與融合的主要陣地，在交流的過程中，文化創造的火焰也首先往往從高等學府中燃起。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化發展的第一次高峰，其間學派林立，思潮疊湧，百家爭鳴蔚然成風。伴隨著學術文化的交流與進步，私立大學得以首創，這不僅為我國教育增添了新的形式，還特別在教育觀念、教育內容與方法以及學術研究等方麵，促進了大學的進步與發展；各派私學的創辦，又加速了學派體係的成熟和確立，並通過進一步的人才培養擴大了學派的影響，使各家私學均成為該學派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共同推動了我國學術的進步與繁榮。
自宋以後，書院與理學之間的相互促進關係更能充分說明這一問題。一方麵，理學的興起直接促進了書院的產生和發展。理學是儒學發展到宋明時期的名稱，是儒學、道教與外來佛教文化不斷融合的產物，是儒學佛道化後形成的“新儒學”體係。它萌芽於唐，形成於北宋，至南宋日漸成熟，學派勃興，形成了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及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等。各派學術大師為了宣揚其思想主張，均積極創設書院，呂祖謙創麗澤書院，陸九淵立象山書院，朱熹則興複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並親訂《白鹿洞書院學規》，使書院之名聞於天下。另一方麵，書院又成為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基地。理學家們往往以一所或幾所書院作為他們講學之地，專以講論和傳播自家學說，在此基礎上形成為不同的學派。書院創行了“會講”製度，使不同學術流派大師之間可以展開爭鳴和討論。這樣，書院和理學共榮共生，極大地促進了理學的發展和古代學術文化的繁榮。
其他思想家也都和書院有不解之緣。“心學”思想家王守仁就先後修建了龍岡書院、濂溪書院等；啟蒙思想家黃宗羲曾主講寧波證人書院，奠定了清代浙東學派的基礎；顏元為漳南書院繪製的藍圖充分顯示了其實學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而明代東林書院，不僅是重要的學術文化中心，還是一個活躍的政治活動中心，其作為文化基地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擴展和深化。
四、文化是大學與政治之間的中介
我國高等教育學家潘懋元教授曾說：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對教育的製約和教育對經濟、政治的作用一般都要通過文化的折射，文化成為教育與經濟、政治等的關係的中介。從高等教育的角度來看，文化在古代大學與政治之間所起的中介作用表現為三個方麵。
首先，選舉考試製度作為一種“製度文化”在政治與高等教育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古代選舉考試製度本屬政治製度的一部分，但與高等教育關係最為密切。統治者通過考試確定所需“賢才”的標準，這一標準旋即就轉化為學校教學的藍本，致使科舉考什麼，學校就教什麼，學生就學什麼。反過來，欲從政者也隻有通過科舉考試的中介才能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正所謂“學而優則仕”。“優”就是要通過科舉考試來加以檢驗和確認，科舉製度便成為將“學”與“仕”連接起來的中間環節，進而也是政治與高等教育之間的“中介”。由於科舉的中介作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在科舉考試長久實施之後，人們唯以中介作為突破對象，科舉考試已不再隻是一種簡單的選拔方式，而成為社會生活中心，成為產生廣泛而深遠影響的文化現象。
其次，儒家思想作為一種“觀念文化”在古代政治和高等教育之間發揮著折射作用。自漢“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文化便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既影響著政治，又製約著教育，進而成為人們心理結構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通過潛移默化使人們受其熏陶。對於中國人來說，即使你從未進過學校，也不知孔子其人，更沒讀過《論語》，但在你的心靈深處，必定受過或仍然保留著某些孔子儒家文化的痕跡，對高等教育更是如此。政治對儒家“賢人”、“君子”價值觀的肯定，影響著高等教育目標的確立，政治對儒家大一統思想的提倡，使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長期習慣於實行中央集權製；而儒家文化重視人文道德教育，不重視自然科學，忽視職業技能訓練的理念，又決定了我國大學教育內容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