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榮
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與文化的關係研究仍將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專家預測，在20世紀高等教育充分展示了其政治、經濟功能之後，人們未來可能更加注重發揮大學的文化功能。已往對高等教育與文化的關係研究，更多關注的是傳統文化對現代高等教育的影響問題，而很少顧及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的聯係。為此，通過對中國古代大學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研究，以期能進一步明晰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的內在關係，為大學在知識經濟時代更好地發揮其文化功能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最初的大學是一種文化機構
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成均”被認為是傳說中最早的古代大學。其實，“成均”乃是五帝部落聯盟時期用於實施“樂教”的場所，是當時的精神文化集中地。因為音樂在當時滲透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特別是在宗教儀式和公共集會時必須有音樂。音樂是當時的高等學問，部落顯貴都很重視音樂修養，貴族子弟更要接受樂教。然而，“樂”在當時卻涵蓋了包括音樂、舞蹈在內的一切能給人帶來快樂的內容。這樣，專門進行樂教的“成均”實是奴隸主貴族子弟的“文化俱樂部”。
西周的教育已形成體係。“辟雍”是天子設在一個四周環水之處的國立大學，是一個集“六藝”（禮、樂、射、禦、書、數）於一體的官立高等學府，但也將這裏作為討論國家重大事務的政治活動中心。高等教育與文化在此處得到了充分融合，大學集文化與教育於一體的功能進一步彰顯。
“稷下學宮”是目前大多數教科書所認定的中國古代大學或高等教育機關。它以其獨創的官方興辦、私家主持的辦學體製，集講學、著述、育才和資政為一體，自由遊學、自由聽講、鼓勵爭鳴的辦學方針以及特有的尊重優待知識分子政策，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特別是它把各家學派薈萃其中，不僅充分發揮了大學的文化交流與創造功能，更使“稷下學宮”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園地和聞名於列國的東方文化聖地。可見，先秦時期所謂的大學首先都是一種文化機構，高等教育還沒有完全從文化事業中分離出來。
二、高等教育是從文化事業中逐漸分化出來的
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既有聯係又有區別，高等教育是逐步從文化事業中分化出來的，這可以從我國教育行政機關和教師職業的曆史變遷中得到揭示。
原始社會不可能有專門的教育行政組織，隻有到了奴隸製時代，教育工作才逐漸成為國家的重要事務，由國家行政管理機構中“六卿”之一的“司徒”負責。但這時的司徒主要還是全麵負責意識形態和教化工作的官員，而並非專門的教育官。《周官》雲：“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撫萬民。”可見，司徒職掌“以文教化”是其主要職責。
封建時代的漢代，太學等中央官學，均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實施統一領導。但這時的太常也是除負責太學博士及其弟子的考選之外，還主管祭祀、樂舞、天象、曆算、太醫和圖書檔案等工作，分化還隻是初步的。
隋唐設立國子寺（監），成為古代高等教育正式從文化事業中分離出來的重要標誌。但從宏觀上看，學校、科舉卻是由中央“六部”之一的“禮部”來主管。如此直到1905年清“學部”成立，才算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行政的獨立化進程。我國在傳統教育時期，高等教育始終就是文化行政機構和社會教化的一部分，雖有逐漸分化的趨勢，但“文”、“教”不分的局麵持續時間很長，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深厚的內在聯係。
從教師職業變遷方麵來看，原始社會的教師大都由氏族中經驗豐富的年長者擔任。到了氏族社會末期，伴隨著公共事務的增加和原始宗教藝術活動的出現，“巫師”開始從原始社會生產、生活中分離出來，他們以其擁有的宗教知識和掌握的巫術以及有關醫藥、曆史方麵的常識，儼然成為原始部落文化的集大成者，並被後人譽為是“知識分子的前身”。
但真正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前驅是“士”。“士”本來是宮府中的最低級官吏，在奴隸製時代“學在官府”、“以吏為師”的體製中，擔負著為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傳授學術知識和從事文化服務的任務。春秋戰國的巨大社會變革，使他們大量流落到民間，從而促成了文化下移局麵的形成。“士”中的一部分人，如孔子、墨子、荀子等還開創了私人講學，他們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傳授者，在官與民之間架起一座文化的橋梁，在民間建立起新的知識中心，並逐漸演化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孔子等即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批職業教師，他們的出現和士階層的崛起，標誌著從事高等教育的教師首先從文化事業中分離了出來。
“博士”是與古今高等教育關係最為密切的一個概念，我們從它的身世中還可以更直接地和更深刻地感受到昔日高等教育與文化之間良好的關係。“博士”一詞始於戰國，在秦代是重要的兼職教育行政吏員，承擔著保全曆史文化遺產、充當皇帝顧問、傳播文化知識的職責。應劭在《漢官儀》中說：“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於然否。”在漢代，僅設有為數很少的“五經博士”，是作為那個時代的學術文化的象征。他們除專司其專門之學、教授博士弟子外，同時參與國家政事的討論。魏晉南北朝的博士之設有進一步擴充和分化的趨勢，除國子博士、太學博士，還設有專門的書學博士、律學博士、算學博士等，這些博士均以傳經授受，訓育諸生，“敦五化，隆風俗”為本意。直到唐代國子監“六學”所設的各科博士，才始全以“教訓諸生”為職誌。明清所置“博士廳”中的博士，專司講授“四書五經”，其他學校事務分別改由繩愆廳、典籍廳等處理。這樣，“博士”便從一個掌管文教的“博士官”，逐步演變成為以教訓高等學府諸生為職誌的教員。這可以說是高等教育從文化中逐漸分離出來的一個曆史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