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鴻遠
道德二字，在我國古代，常被分開來講，道，就是道路，也是道理。如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論語·雍也》）而孟子在闡明他的“仁義”之道時也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按照孟子的思想，“仁義”就是“人心”、“人路”，也即是道。德，就是“得”的意思。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自得”，就是心裏有所覺悟，對“道”有所領會。韓愈更說：“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原道》）可見德就是“自得”的意思。如此說來，把道（人倫道理）的觀念，縈注於心，不需外求，就叫做道德。
道德不能隻局限在觀念形態上，所以後來的朱熹又把“自得”和“行”緊密聯係起來。他說：“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學校貢舉私議》）所謂“得之於心”，當是從對道的認識上講的；而所謂“行之於身”，則是從對道的身體力行上講的。所以道德又常被稱為德行。可見，古人關於道德的涵義，不僅包括了對道德知識的了解和掌握，並且也包括了對道德知識的實際應用和力行。這樣，道德教育的任務就不僅是給人們以行為準則、行動規範方麵的原則和知識，並且要嚴格要求人們把這些知識實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如果隻是認識了，卻不去實行，還是一句空話。因此，道德教育之所以長期為古人所重視，是不足為奇的。
道德教育在我國古代學校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孟子就說：夏、商、周三代的學校教育，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了使學生了解人倫間的道理。（見《孟子·滕文公上》“明人倫”的必要性是非常明白的。孟子說，能夠“人倫明於上”，就會“小民親於下”。（同上）意思是說，隻要居上位的人能夠懂得人倫道德的重要，依照人倫道德行事，下麵的老百姓也自然會親附的。這樣，社會就會安定起來。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所以在孟子以前和以後的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的曆史長河中，道德教育都受到統治階級的關注和重視。隻要概覽一下古代學校的教育內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周禮》上說：“大司徒（主管教化的官）以鄉三物教萬民。”“鄉三物”，就是六德、六行和六藝三者。六德是知、仁、聖、義、忠、和；六行是孝、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恤（賑於憂貧）；六藝是禮、樂、射、禦、書、數。這“鄉三物”中，除了“六藝”中的“射”、“禦”是射箭、駕車的武備教育，書、數是具體的文化知識教育之外，其餘絕大部分都是社會倫理道德方麵的知識和要求。
《禮記·王製》上說：“樂正（掌握教化的官）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用《詩》、《書》、《禮》、《樂》“四術”，在四季裏教育學生，而《詩》、《書》、《禮》、《樂》的內容，也完全貫注著社會倫理道德的精神。
春秋末年，大教育家孔子，則更為重視德行教育。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又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這裏說的“孝悌”、“謹信”、“愛眾”、“親仁”，顯然都是倫理道德方麵的要求，它比之於“學文”，占到了絕對的優勢地位。因為“學文”隻是“行有餘力”的事情。而他所說的“修德”、“徙義”、“改過”，這些德行方麵的事，也比“講學”的比重為大，何況“學文”、“講學”也絕不能排除掉倫理道德的思想內容。
秦漢以後，儒家思想在教育領域內居於統治地位。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後，《詩》、《書》、《禮》、《易》、《春秋》等書，長期被列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詩》在形式上雖屬於文學作品，但它的內容，是在謳歌“先王之道”和宣揚“德教”的。“《書》以道事”，它是用虞、夏、商、周上古時代的史事，告誡人們應該遵循的道德原則的。“禮以節人”，它規定了社會的各種儀禮製度，用以調節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給人以道德知識。“《樂》以發和”，用樂來啟發和陶冶人們和樂安靜的思想，以增強人們的道德情操。“《春秋》以道義”，《春秋》一書，通過對於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的善惡的褒貶，宣揚統治階級的倫理道德，啟迪後人。
宋儒在崇奉《五經》的前提下，大講“義理”之學。他們把《大學》中的的“誠、正、修、齊、治、平”的一套道理，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課題。朱熹還把《大學》一書，編成講義，給皇帝侍講，用“修己、治人”的道理，曉諭天下。
綜觀我國古代教育，從“鄉三物”、“四術”，到儒家的經典《五經》以至《大學》的“修、齊、治、平”之道，無不飽含著社會倫理道德的思想。我國古代的學校教育，正是通過這些“修己治人”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培養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才的。由於古代社會對社會倫理道德教育的重視和它所產生的實際效果，於是“禮儀之邦”的稱譽，“禮義之士”的出現，就絕不是偶然的了。
道德教育，也即是德行教育，這種教育的效果，歸根結蒂是要從行動踐履上去檢驗的。因此，古人在道德教育的實施過程中，特別重視“行”的問題。即不僅要能懂得道理，更重要的是要能身體力行。不能光學會道理，隻去說給別人聽。不僅要求言與行的一致，甚至於要“訥（遲鈍）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裏仁》）墨子也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墨子·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