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統治者道德和反抗暴政者道德的鮮明褒貶，生動地反映了司馬遷的愛憎感情和道德觀念。在兩千多年以前，司馬遷能區分統治者道德與反抗暴政者道德，實錄其不同的道德風貌，同情下層勞動群眾，抨擊上層統治者，確是難能可貴的。
（三）主張德才兼備，重視利義相交
在道德的具體內容方麵，司馬遷是既信守當時儒家正統的道德觀念，但又不完全等同於世俗的主張。在德與才的關係上，他是主張德才兼備的。他在論述一個人的音樂才能與品德修養時曾說：“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清楚地表明他把德放在才之上，以德統帥才，以才充實、表達德的見解。所以他在描寫、評價某一個人物時，並不以人物純粹的才能或所作所為的客觀事實的說明為限，而總是把德放在首位。我們看他的《自序》可知，他每作一傳，幾乎都是“嘉許”某人的某一方麵的品德如何而後動筆的，總是把他認為美好的東西、美好的思想、品德宣傳出去。如“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晁錯列傳”；“守法不失大理，言右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等等，無不體現著他的人格與風格。
在義與利的關係上，他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西漢初年，不少官方思想家出於使劉漢王朝長治久安的目的，企圖用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觀念去束縛、限製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欲望，對“義”、“利”做出了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解釋，反複強調孔子“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說法。從陸賈、賈誼到董仲舒，都強調“正其誼不謀其利”。司馬遷不同意這種主張，他重視“貨殖”，重視生產活動在曆史中的作用，對重義輕利和義利對立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態度，比較深刻地認識到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在《貨殖列傳》裏，他不僅公開講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話，而且還以“好利”這把解剖刀，剖析了社會各階層人物的思想動機：壯士在軍為“重賞”，劫人任俠為“財用”，趙女鄭姬“奔富厚”，技術之人“為重糈”，農工商賈“求富益貨”，總之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這樣，在西漢一片賤商的聲浪中，司馬遷敢於為商人立傳，歌頌他們的智慧和才能，從而也反映了他對義利關係的真知灼見。在肯定“好利”思想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時，他也指出“好利”帶來的危害：“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因而主張利義相交，以義製利。所有這些，可以說是司馬遷對道德教育的貢獻，似應給予肯定。
當然司馬遷的道德觀不可能完全超越封建統治階級正統儒家道德的範疇。這一點在《報任安書》中也集中而真實地得到了反映。這也是需要我們認識清楚的。
四、論教育方法
由於職業的限製，司馬遷沒有親身從事過教育、教學工作的實踐。但他從小受過良好的家庭與學校教育；並仔細研究過孔子教育人物的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寫出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等有關教育的篇章，有選擇地、滲透著他的傾向地反映了儒家教育人物的言行；他本人又終身從事學術的研究與著述，因而能提出一些有見解的教育方法。
（一）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獲百科全書式的知識
司馬遷的治學經曆向人們展示了他對做學問的一種看法，那就是，要“成一家之言”，首先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獲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他實際也是這樣做的，他不僅受著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子思想的深刻影響，而且有著豐富的實際生活，對人生有著他的體驗與智慧。十歲以前，他曾生活在故鄉韓城縣，雜在牧童和農人中間，初步接觸民間的實際生活，“十歲誦古文”，因有著“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的豐富精神食糧，有著“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方便，我們可以想見他是博覽群籍而興趣廣泛的。這從他的輝煌巨著《史記》中也可以看出，他是讀了大量諸子百家著作以及當時國家所掌握的史料、公文、檔案之類。
但是，司馬遷以其生命力的活躍和進取，並沒有隻是關在書齋裏做學問，20歲他開始了周遊東南和中原的大旅行。這次壯遊，使司馬遷進一步了解了社會人生，獲得了史籍上所沒有的史實和資料。
讀書、壯遊、實踐，使司馬遷獲得了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他參加過訂曆，有曆法的知識；他陪王伴駕，巡行過全國，有著政治地理、文化地理方麵的知識；他考察了人們的經濟活動，留心於人們的宗教行為，因而又有著經濟學、社會學、民俗學方麵的知識，司馬遷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學觀念和社會理想，為後世人們樹立了一個“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獲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做一家之言的學問典範。
（二）處逆不憂，發憤磨煉，加深對社會、人生的思考
司馬遷還結合自己的身世，提出了一個人們經常遇到又不好處置的修身養性的方法，那就是處逆不憂，發憤磨煉，加深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他認為，人們立身處世，總有“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的地方，總會遇到種種困難和障礙，總是逆境多於順境，應該從積極的角度看待這些；認為逆境有時反是磨煉賢才的機會。在《報任安書》中，他認為人在困境、逆境中，可以加深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和思考，改造或利用逆境，發憤有為，增益自己原所不能的本領。他說：“此人皆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更為可貴的是，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理論。在《史記》中，他以生動的筆觸描寫了許多在逆境中不甘屈服的感人事跡：越王勾踐臥薪嚐膽，艱苦自勵，終於滅吳雪恥；張儀委屈受辱，仍好學不輟，終於成就了有名的縱橫家。諸如此類的例子還很多，司馬遷刻意記載，旨在激勵自身，警示後人。
（三）重視身教與博采，主張教育的及時和有節
在教育方法上，司馬遷還強調了教育者的表率作用。認為身教往往在教育中起著特殊的作用，因而強調“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並且指出教育者的言行表率會引起被教育者的反響：“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進一步說明上行下效、榜樣示範的教育作用。他的《史記》，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為“賢相良將”立傳，使仁人誌士效法，又“使亂臣賊子懼”的曆史教科書。
在學習問題上，司馬遷還指出了借鑒異邦，博采百家的必要性。在《樂書》中，他以音樂為題，指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認為博采可以彌補自身的不足，促使自身社會風俗愈加醇化。
同時他還論證了教育的及時與有節的重要性。他說：“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他以寒暑不順時，則民多疾疫；風雨無節度則會穀損民饑為例，說明樂教不及時，則會傷世俗之化，禮事無節製，則會治世無功。表明了教育的及時與有節製乃是教育獲得成功的重要方法之一。
司馬遷教育思想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豪言，成為曆代學者向往奮鬥的標識。他力倡兼容並包，重視實踐，其言其行，則為我國近代教育改革家們所繼承，成為王夫之、顏元、蔡元培們治學治校的指導思想之一。他頌揚反抗，為下層平民歌功頌德，樹碑立傳；對漢儒及當時統治者的不滿與抨擊，無不具有人民性的一麵，自然也影響到後世人民的教育。由此可見，司馬遷在中國教育史上確應有一定的地位，且他的教育思想也還有其現實意義。他尊師重教，重視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注重禮樂在道德形成中的意義；他強調完美人格的培養等，這些真知灼見，也有力地提醒我們要“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要把道德教育，把育人成才放在首位。總之，司馬遷的教育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一樣，是一份珍貴的民族遺產，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探討和發揚。
（原載《漢中師院學報》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