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牢騷”並不同於憤怒，“牢騷”更不是批判，當然，“牢騷”也不等於破口大罵，更不是今天網絡上憤青的大放厥詞。詩、騷傳統中的“牢騷”是社會政治中的不公平、不公正落實在具體的詩人身上或普通人身上的一種情緒反映，這種情緒有的直接以詩人本身的情緒為底色而通過詩歌藝術表達出來的，有的則是詩人借對生活中其他個人之口表達出來的，但作為藝術化的“牢騷”，都是人的一種真實、切身的、典型化的藝術表達。韓愈的“不平則鳴”，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能顯示“牢騷”之為“牢騷”的本質。因此，像杜甫的《三吏》、《三別》、《兵車行》等反映下層社會苦難，指責官府錯誤的政治與經濟政策之類的詩作，就是古代牢騷詩的大宗與正宗。而像李白的“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之類的個人牢騷，則是傳統文人不得誌類牢騷詩的大宗。
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個年頭了，當今社會充滿了各種矛盾、不平的事件。然而，我們的詩歌似乎沒有反映我們時代的“牢騷”（當然或許有，而我沒有認真的研究）。如果說要談論國學與文學的關係，上述從詩、騷傳統裏提出“牢騷”一詞，以顯示中國詩歌“怨”的傳統，以提示當代中國文學，特別詩歌創作要貼近生活、要反映不同人群的“牢騷”。這也許是討論國學與文學關係的一個可能的切入點吧。當然，我們的新詩在形式上還要進一步改變自己，讓中國的廣大民眾能夠更加喜愛。而除此形式的改進之外，，恐怕還真的要多一些“牢騷”詩。像打工族的生活牢騷，春運、節假出行中種種不便的牢騷，現代都市生活中的交通不便、人際關係淡漠等種種問題，都可化作種種藝術化的“牢騷”。而且，也正是在這些眾多的“牢騷”中，讓我們感受時代脈搏的跳動。如果新詩能以更加貼近中國人文學藝術審美心理的藝術形式恰當地反映當代中國人生活中的種種“牢騷”，或許能為新詩的發展帶來一個新的契機。當然，這也要取決於我們的主流、非主流的文學刊物能不能讓這些藝術化的“牢騷”詩詞，能堂而皇之的登上大雅之堂。
不過，如果放開詩歌的眼界，將現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詞看成類似於宋詞、元曲之類的廣義的詩歌，因而也看作我們時代新詩的有機組成部分，則我們時代詩歌中的“牢騷”亦不匱乏。前不久偶爾聽到一個年輕的同行唱汪峰的《北京，北京》：“我在這裏歡笑/我在這裏哭泣/我在這裏活著/也在這裏死去/我在這裏祈禱/我在這裏迷惘我在這裏尋找/在這裏失去……”直覺地感覺到這首歌的歌詞與當代生活在北京的年輕人的生活很接近，頗能反映當代大都市——北京裏的北漂族的某種牢騷。我希望我們時代的詩歌能以現代形式表現現代的“勞人愁怨”，以藝術化的形式表現新時代的“牢騷”，從而讓詩歌更貼近我們時代的生活。
責任編輯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