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歸來話牢騷
自由談
作者：吳根友
就目前《四庫全書總目》的圖書分類而言，國學的基本的典籍包括在經、史、子、集四大圖書分類之中，一般地說來，集部中文學作品最多，但經、史、子三部分中，也有一些文學性的作品。中國傳統知識分類中的文章觀念與現代知識分類中的文學概念，有內容重合之處，亦有不盡相同的地方。傳統知識分類中的文章概念在外延上要比今天的文學概念更大一些。依劉勰《文心雕龍》的說法，“聖賢文字，總稱文章，非采若何？”（《情采》）可見，由聖人與賢人所書寫的文字，都稱之為文章。而今天的文學特指那些具有藝術性的文字，一般的學術著作、理論著作、政府公文是不能納入文學作品範圍的。文學創作的專業化，一方麵使文學作品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另一方麵也由於過分專業化，文學與時代，文學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距離也就越來越遠了（當然影視文學電視劇除外）。僅就詩歌而言，現代新詩已經基本上遠離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而成為詩人們自我表現的一種純文學形式。古代格律詩雖然還有一些人在繼承，但已經不可能成為現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詩歌這種古老的文學形式在今天中國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麵的，而且由來以久。然就筆者的觀察而言，現代新詩的成就整體不如現代小說的成就高，比小說、散文更加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就詩歌的形式而言，新詩雖然在形式上取得了絕對的勝利，然古典詩詞並未消亡，而且還有一大批擅長寫作古典詩詞的詩人在不斷地從事著創作。新詩的成就是巨大的，這一點不應當輕易地加以否定。然新詩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這也不必加以護短。而最為直觀的感覺是：新詩不被大眾喜愛。其原因也很多，其中最為直接的表現是記不住，很多新詩看不懂，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太遠。而從筆者的角度看，新詩中缺乏足夠多的藝術化的“牢騷”，是新詩在內容方麵的重要缺陷，也是它不被廣大民眾接受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而就中國傳統文學的大宗——詩歌而言，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即是牢騷。如果從學術的細致研究來看，《詩經》中的“牢騷”詩，亦可以稱之為怨詩的，與後來文學傳統中，特別是以屈原為代表的牢騷傳統，無論就內容還是就表達形式而言，都極其不同。但通過詩歌形式表達藝術化的“牢騷”之情，則是相通的。
無論是詩、騷所代表的源頭部分還是唐詩宋詞所代表的鼎盛狀態，文學家借詩歌形式抒發個人的牢騷，構成了中國詩歌傳統的重要側麵。《詩經》中的大雅、小雅、國風等部分詩作，勞人愁怨詩是充分反映時代問題的重要曆史文獻，孔子講詩可以興、觀、群、怨，其中“怨”的觀點正是對《詩經》中“怨詩”的最好理論總結。詩人屈原的代表作《離騷》，其主題有多種解釋，在多種解釋中，將“離騷”釋作“牢騷”，就是典型觀點之一。漢賦、漢樂府以及後代的文人詩、詞、曲等作品，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內容是文人的牢騷。而牢騷傳統中的另一組成部分則是怨婦詩所反映的婦女牢騷。這些婦女牢騷雖未必都真的出之女性作家之手，但這並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婦女的牢騷能否真正反映不同類型、不同層次婦女內心的“怨氣”，才是關鍵。
“牢騷太盛防腸斷”（毛澤東），然而文人就總是牢騷滿腹。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沒有牢騷就成不了文人，至少在中國詩歌傳統裏可以這麼說。“牢騷”是從什麼時候在詩歌傳統中退隱的呢？具體時間不好確定，但自從有了文字獄，詩人也就不敢在詩歌表達自己的牢騷了。唐代好像沒有因詩人牢騷而有牢獄之災先例的，宋代雖有“烏台詩案”，然還僅是少數。明代開始有一些文字獄了，本是統治者出於政治的考慮，然而卻借口詩歌中的文字。詩人高啟被殺實際與詩歌中的“牢騷”無關，但朱元璋卻也忌恨高啟詩中某些帶有諷刺的內容。文人李贄被捕，雖與他詩歌中的“牢騷”無關，卻是因為他的文章“敢倡亂道”，“思想反動”而被捕入獄的。清代文字獄的內容複雜、形式多樣，有因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詩句頗有影射之意而被殺，似亦與“牢騷”無關而被殺的。但像龔自珍詩句所說的那樣：“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文字獄對於詩人牢騷的限製，也是題中應有之意。而“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大麵積的被革命，雖然並不直接針對詩歌的“牢騷”內容，但對現代詩中“牢騷”內容的限製與清除，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