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維具有推定特性。法治的根本問題是解決權利與權力的關係問題，製約權力、保障權利是法治的主線。權利問題上，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應推定是公民的權利。權力問題上，凡法律未明確授權的，都應推定為不得行使。前者表達了公民權利隻有經過法律才可限製，否則就是破壞法治；後者表達了未經授權的權力都保留在人民手中，執法機關如果使用，就是濫用，也是破壞法治。法治思維中，還有一些特定的推定內容，比如無罪推定原則、負麵清單製度等。這些推定表明公權力的有限性，其功能是每做一項權利推定，就是給公權力劃定邊界。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首先要用法治思維認清、把握權力的本質，增強用製度約束權力的自覺性。
3.法治思維是程序性思維。程序的基本含義：一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二是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同等關注。三是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監督中行使。四是執法司法者不能從當事人那裏牟利，否則會出現偏私。程序的本質是一種形式合理性、可實踐的理性。借助程序這個“形式性操作杠杆”，就把利益的博弈和價值衡量轉化為在法治規程上表達的訴求，人情、關係、偏見、恣意才會被消除，相應糾紛和問題最後都會在法治軌道上得以解決。
機會公平。主要是指起點公平、過程公平。這符合人們的普遍理性。先來先得、抓鬮決定勝負都是機會公平的經典例子。法治思維不僅要考慮實體上是非對錯，更要確定一套開放、公平、透明的程序規則。既定程序對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按程序辦事，最終結果即使不盡如人意，但因公平、透明，各種不滿都會自我釋然。從人類生活經驗看，程序優先的價值就是從製度上最大限度地維護人們在起點、過程上的公平。
中立公正。古羅馬皇帝康德茂喜歡決鬥，而且從未輸過。究其原因，格鬥規則由他製定：凡他上場必手執利刃，而對方隻能按他要求或持木質工具或徒手。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方式，違背了程序中立公正原理。正如馬克思所說，當規則利己和偏私的時候，公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執法司法權作為國家權力，如果不能中立公正行使，就會導致尋租越軌，喪失公信力。
權利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任何人權利受到侵害，都應通過平等機會和公正程序得到救濟。權利救濟渠道是社會關係修複的主渠道，對維護社會秩序作用重大。
4.法治思維是權衡思維。法治作為定分止爭的實踐理性，突出特征在於對各種價值和正當利益的合理平衡，因而法治思維必然體現著權衡利弊、瞻前顧後、兼顧各方的思維特征。它所要求的是，看問題、作決策，要依法處理好當前和長遠、局部和全局、個別和一般的關係，盡可能把事情考慮得更周全，把方案設計得更縝密，努力把負麵影響消化掉，不能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不管會不會引發新問題；為了出台一個政策，不管會不會引起負麵效應。
權衡精於度。哲學上講，凡事要一分為二。不少事情不僅要一分為二，還要一分為三甚至為多。這就要求處理時把握好度。由於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和價值取向的差異性，法治思維要求在利益與正義、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安全與限製、平等與差別、生存與發展等不同價值之間進行平衡，力求消除衝突，做到既尊重多數又保護少數，既維護秩序又尊重自由，既維穩又維權，既注重形式正義又注重實體正義，以實現各價值追求的耦合，實現雙贏甚至多贏。
關鍵是依法辦事。凡事要拿捏好，是很難的。法律由於合理界定了權利義務、確定了利益關係，總結了權衡精於度的各種經驗，能夠有效保障各利益主體的合理利益，平衡各利益主體的關係，實際上，這是為處理問題定好尺度。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就是看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的度量衡。
5.法治思維是建設性思維。建設性思維以建設社會、修複被損害的社會關係為目的。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看，法治作為治國理政方式，從來都是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法治思維以建設性思路確定製度，修複社會關係，解決社會問題。
根據法治思維在不同領域、不同問題上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社會問題進行觀察、認識，自行得出初步判斷。這是普通社會成員應具備的法治思維。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得出相應結論或者拿出解決辦法。這是法律職業人員應具備的法治思維。三是綜合決策和製度建構層次，即在上述兩個層次基礎上，結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因素進行綜合衡量，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或者建構法律製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領導幹部應具備的法治思維。
法治方式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善於運用法治方式，關鍵要消除舊的思維模式下形成的與法治要求不符合的辦事方式，比如托關係、運動式治理等。對領導幹部而言，唯上的思維、權大於法的思維都會導致對法治的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