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清
作者簡介
汪永清，男，漢族，1959年9月生，江西貴溪人，198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吉林大學法學院法學理論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曆，法學博士學位。第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機關黨組成員。
核心觀點
我們講的法治，是社會主義法治。我們講的法治思維是基於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信仰法治、堅守法治，必須注重法治思維的養成。養成法治思維，既需要國家和社會由外而內地推動，更需要我們由內而外地自覺培養。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2014年1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黨委政法委要帶頭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領導政法工作，在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標誌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的認識、對法治的認識、對領導幹部素質和能力建設的認識都提到了新高度，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誌，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因此，我們講的法治，是社會主義法治。我們講的法治思維是基於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從國家工作人員的角度看，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權力來源於法律，權力受製於法律，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力要尊重權利。
一般來說，法治思維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1.法治思維是規則思維。規則是一定程度上凝聚眾人意誌並為眾人所認同的行為規範，具有確定性、可預期、可執行等特點，是人們對事物理性期待的體現。規則思維的邏輯起點是：既定的規則告訴人們哪些可為（權利）、哪些不可為（義務），以及如何行為（程序）；人們的行為後果是可預期的；規則的確定性、可預期是可兌現的。對政法機關來說，維護社會穩定，首先要嚴守規則，維護規則的穩定，否則就會破壞人們的預期，理性就變成感性、心安就變成恐懼、有序就變成無序。作為規則思維，法治思維有兩個基本特性：
普遍性優於特殊性。法律是普遍的行為規範，其規定的關係模式具有普遍性，而運用法律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具有特殊性。在這裏，對普遍性的考慮是第一位的，對特殊性的考慮是第二位的。即使適用規則眼前會產生不盡如人意的結果，也不能以需要解決問題的特殊性排斥規則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為例為借口突破規則。否則，就會破壞人們的行為預期，社會就會無序。因此，當碰到問題時，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是偶然出現的問題還是反複出現的問題。對反複出現的、普遍性問題，要摸清情況、找準症結，通過確立政策措施、完善製度機製推動解決；對個別性、偶發性問題，要依據既定規則理清權利義務關係，明確責任歸屬，逐項研究解決。
恪守非人格化權威。法治作為規則之治，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治理。從法律主體上界定，權利與權力的本質區別在於：權利的主體是人格化的，與特定的人和利益相聯係；權力的主體是非人格化的，不能與特定的人和利益相聯係。如果權力的主體人格化，就等於把權力與特定的人和利益掛鉤，就會導致公器私用、以權謀私。從人類發展史看，人格化權威與非人格化權威始終存在並發揮各自作用，但非人格化權威在國家治理中具有優越地位。在我們的文化中，比較崇尚人格化權威，對諸如規則這樣的非人格化權威，有時也要盡量轉化為人格化權威，才能被接受、遵從。比如紅燈停、綠燈行，是一種非人格化的權威和製約，但如果沒有執法人員在場，這一規則往往就形同虛設，形成獨特的“中國式過馬路”現象。這種無視非人格化權威，不接受非人格化製約的現實，給社會治理帶來很高成本和不確定性。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就要自覺恪守非人格化權威，接受非人格化製約，用法律規則推動工作、解決問題。
2.法治思維是權利義務思維。權利和義務是法律關係的關鍵要素，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準。法治思維的實質就是從權利和義務角度觀察、分析、處理問題，通過權利和義務的運行，實現法的指引、評價、預測、教育、懲罰功能。
法治思維以界定、分析權利義務為主線。既定規則以權利和義務為核心內容，其意義在於：一是使人們知道可以做什麼，應當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二是使人們對行為後果有明確預期。三是遇到矛盾時，當事人與裁判者能找到共同的評判標準。從法律上講，權利是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持有這個理由，相應的行為、利益、主張和期待就會在法律上被視為正當。法治思維的實質就是不斷界定、分析、稱量權利義務關係，確定誰有權利、誰有義務及其權利和義務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