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真東渡唐代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頻繁，使者和僧人往來不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一位通過東行涉海、曆盡艱險的海外交通的實踐，創立了促進文化交往的特殊功績的著名的僧人。他就是名僧鑒真。
鑒真是揚州僧人，曾經出遊洛陽、長安。為俗人剃度，傳授戒律四十餘年，江淮間尊為授戒大師。
在日本佛教戒律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公元733年，有僧人隨遣唐使入唐，邀請高僧赴日傳授戒律。經十年訪求，決定邀請鑒真赴日。唐玄宗天寶元年（742），五十四歲的鑒真不顧眾多弟子的勸阻，毅然接受日僧的邀請，決意東渡。
由於地方官員的阻撓和海路風濤的險惡，先後四次都沒有能夠順利出海。鑒真仍然不屈不撓，堅持實行了第五次出航的計劃。因風浪不測，航船漂流到海南島，來迎求高僧的一位日本僧人病死，鑒真也雙目失明，於天寶十載（751）又回到揚州。經過十二年艱苦的努力，鑒真終於在天寶十二載（753）冬季，乘日本遣唐使團的船隻東渡。公元754年1月17日，在薩摩國川邊郡秋妻屋浦登陸。當年，鑒真即在奈良東大寺設立戒壇，使日本僧人得以開始正式受戒。後來，天皇任命鑒真為大僧都，鑒真又成為日本律宗的始祖。公元759年，鑒真七十一歲時，他主持建立的唐招提寺開基。
鑒真攜帶了許多佛經、佛像、佛具等到日本。在日本，他雖然已經失明，仍然協助校訂佛經，憑經驗以嗅覺鑒定草藥。同行的弟子中有擅長於繪畫、雕塑、建築的，也一同為唐文化在海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日本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有悠久的曆史。然而，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先進人物已經不滿足於文化的自然傳播，於是產生了深入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有中國本土，直接汲取優秀文化的意向。公元600年—614年間，日本先後派出四次遣隋使，便體現了這方麵的意義。
唐代經濟高度繁榮發達，唐文化表現出空前隆盛輝煌的氣象。為了繼續實現直接往中國接受優秀文化的目的，日皇廷多次組織大型使團，並隨派大批留學生、留學僧，長期從事學習。
從公元630—894年，前後264年間，日本遣唐使的任命共計十九次。其中因故中止者三次，實際入唐十六次。這中間，又有一次隻抵達百濟，有兩次為“送唐客大使”，另有一次為“迎入唐大使”，其活動性質與以輸入唐的製度文物為主，以國際貿易為輔的一般的遣唐使有所不同。所以，真正名副其實的遣唐使前後計有十二次。
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曆史地位，不僅因為其規模之大，次數之多，而航渡之艱難致使冒險犧牲亦為世所罕見，還在於這一文化行為，從物質到精神，給日本朝野注入了新的活力，為日本後來的輝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遣唐使回國後，往往參與皇廷樞要，唐文化的若幹成就於是得以自上而下地直接影響日本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當時，日本的法律、官階、學製、禮典，都全麵仿行唐製，在遣唐使時代，漢字傳入日本，甚至促進了日本文字的形成和發展。遣唐使還從盛唐文明中輸入了音樂、醫藥、繪畫、棋藝、陰陽等多方麵的內容，消化創新，豐富了日本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