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董卓專權，欲殺弘農王。“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鴆”，“強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宴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撫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後土頹，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獨兮心中哀！’”
從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歌與舞在漢代人的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而且歌是脫口而出，舞是隨意而起。當時廣大民眾也同樣如此。例如漢初蕭何、曹參相繼為相，實行“無為而治”，“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這裏的“百姓歌之”，便反映了勞動人民作歌的活動。再如：武帝時衛子夫得寵，驕貴無比，“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尹賞在長安收捕“奸滑”，殺人無數，“道路皆？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樊曄任天水太守，“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為之歌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天水縣）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以上的“天下歌之”“民有作歌”“長安中歌之”“百姓歌之”“涼州為之歌”等，顯然亦為廣大民眾的聲音。現存的漢樂府詩裏，保留著大量的“街陌謳謠”，同樣也是民眾作歌的明證。
總之，秦漢時代人們對歌舞的喜好，盡管不同階級、階層之間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時人喜歡以歌舞的形式表達個人的喜、怒、哀、樂，表達各種感情，而較少壓抑、隱藏這些情感。應該說這是一種較為明朗、健康的精神風貌，是與秦漢時期勃勃向上的時代特點相一致的。
任俠自尊所謂任俠精神，按司馬遷的概括，包括這樣三點：
1.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
2.不愛其軀，赴士之？困；3.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一般認為，俠源自墨者。任俠從某種意義上講，即墨家主張的變態的發揚光大。然而，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其必然有一個發展過程。事實上，在墨家產生之前，任俠精神的一些因子就已經存在了。譬如“言必信，行必果”的講信義精神，早就是人們遵循的信念。“周公反（返）政成王，北麵就群臣之位”的典故正體現了此種精神。《史記·吳太伯世家》記有這樣一件趣事：“季劄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劄劍，口弗敢言。季劄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係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劄的吾心許之則決不倍吾心，應該說是講信義精神的更高境界了。
秦漢時，任俠精神十分普遍，史籍中經常可以看到某某任俠的記載，特別是當時的遊俠，其任俠精神更為典型，《史》《漢》均設有《遊俠傳》，專門記述他們的事跡。這之中，講信義的精神，尤為時人所重。所謂信義，即指講信用，堅持正義，重然諾，有道德。秦漢之際的季布就是這們的人，故人們傳說“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講信義的另一表現是忠於職守，忠於友情。《漢書·霍光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霍光）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這位符璽郎實在是位忠於職守的模範，其精神即便在今天也值得大力提倡。秦漢人忠於職守的高度事業心和責任心，還突出反映在他們匡主危失、犯顏直諫以及疾惡如仇、不畏權勢等方麵。如周昌當麵稱劉邦為“桀紂之主”，崔鈞指責其父入錢拜官為“銅臭”，汲黯進諫“犯主之顏色”，樂恢不肯“素餐立人之朝”，以及許多廉正官員“直法行治，不避貴戚”，甚至不怕皇帝，等等。這裏，最足以反映忠於職守、忠於友情的是魯迅先生曾經感歎中國所缺少的“撫哭叛徒的吊客”的行為，而這種行為在秦漢時則是屢見不鮮的。像欒布之哭祠彭越，孔車之收葬主父，雲敞之棺殮吳章，鄭弘之為焦貺訟罪，廉範之獨殮薛漢，楊匡收杜喬屍，脂習收孔融屍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這種忠貞不渝的品質反映到對國家、民族、集團關係上就表現為氣節、名節。秦漢人重氣節的風氣也十分突出，最著名的莫如蘇武出使匈奴，持節不侮的事跡。其實類似蘇武這樣重氣節、輕生死的人，還有很多，如田橫及其八百壯士恥事漢王，全部壯烈自盡，張騫通西域途中被匈奴扣留十餘載，終於設法逃回，等等。還有更多的人則表現為不貪財、不戀官，而注重名節。
上述講信義、重名節的品質不僅為社會上多數人所推崇，而且為統治階級所提倡，即使是與其為敵者，亦不計較。如田橫之不降漢而自剄，漢高帝反敬其氣節，“以王者禮葬田橫”；欒布公然撫叛將彭越屍，“祠而哭之”，劉邦終不加罪，反而“拜為都尉”。就連少數民族統治者，也是如此。如蘇武堅持不降匈奴，欲引佩刀自刺，匈奴單於“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正是由於社會輿論的推崇和統治者的提倡，所以秦漢時期，尤其是兩漢，講信義、重氣節成為時代風尚。
尊重自己，不向別人卑躬屈節，也不容許別人歧視、侮辱自己，這種自尊意識，在周秦兩漢時期也是相當突出的。
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最後竟餓死。關於伯夷、叔齊恥食周粟的政治評價，在此姑且不論，單就二人的這種精神來看，實在堪稱自尊意識的典範了。秦漢時期，這種精神依然不衰，有關義不受辱的事例極多，歸納起來，約可分作兩種類型：
1.由於不願忍受某種侮辱而自殺。例如秦二世下右相馮去疾、將軍馮劫獄，案責其罪，二人認為“將相不辱”，遂自殺；李廣恥對刀筆吏，引刀自剄；朱建聞吏到門，自剄身亡；宣帝下蓋寬饒吏，蓋引刀自剄北闕下；蕭望之不願“老入牢獄，苟求生活”，飲鴆自殺；池陽獄掾王立，蒙冤後遂“殺身以自明”；蔡倫恥受辱，飲藥而死等等。
2.因不願蒙受某種屈辱嘔血而死。例如周亞夫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申屠嘉悔不先斬晃錯而為錯所賣，嘔血死；韓安國遭斥疏，“意忽忽不樂，病歐血死”；等等。另如司馬談因未能隨漢武帝參加泰山封禪大典，發憤而卒；賈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而亡，亦應屬此類型。
另，秦漢人輕財、輕官的行為，從某種視角去考察，同樣是他們強烈的自尊心的一種表現。總之，秦漢人由於受自尊意識的驅使，他們絕不屈就於非義的環境，也從不肯輕易玷辱自己光榮的曆史，在一些緊急關頭，他們把維護自尊心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由此產生了許多令後人目張舌咋的卓特之行，為秦漢時代精神風貌的畫冊平添了悲壯的一頁。
三、隋唐帝國風貌
博大包容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人們的視野更加寬闊了，兼容並蓄的能力大大提高了，這直接為隋唐帝國博大包容的時代精神風貌奠立了基礎。隋王朝雖然短祚，但無論是文帝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思想，還是煬帝的“宇宙平一”“一六合而為家”的主張，均體現了其天下一家的博大包容胸懷。唐王朝時期，這種博大包容精神又發展到一個新境地。貞觀七年（632）唐太宗歡宴群臣，他令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同時讓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並感慨說：“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他在論及自己成功的原因時指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可見以唐太宗為代表的帝國最高統治層的國家觀和天下觀，是一種包括著“胡越”“夷狄”在內的大一統觀念，這種天下一家的胸懷和思想，大大超越了秦漢以來的各種統一觀念和帝王意識。
上述天下一家的思想，不僅是隋唐帝王的認識，而且也得到少數民族首領的認同，他們把隋、唐皇帝看做是“華”“夷”共同的君主。隋文帝時，突厥沙缽略可汗上表講，“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表示願意“永為藩附”。大業三年（607），突厥啟民可汗甚至向隋煬帝表示：“願率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唐時，少數民族人士的這種認同感，較之隋代更為強烈。貞觀四年（630），回紇等族擁戴唐太宗為“天可汗”——“可汗”原為古代西北各族君主的稱號，“天可汗”意即最高首領。此後唐皇帝遂以“天可汗”與大唐天子兩個頭銜成為各族的共主，這清楚地表明，當時華夷一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更加強化了。
無可否認，隋唐時期各族之間曾經發生過不少的衝突，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戰爭，但這畢竟隻是時代交響樂的變調，而其主旋律始終是如上所述的各民族融合、友好交往的實際和華夷一家的思想意識。這裏，不妨再看兩則實例：
其一，唐與吐蕃。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唐玄宗開元十七、十八兩年（726、727），吐蕃連續上表，稱其與唐“和同為一家”。唐穆宗長慶初，唐蕃會盟，強調“患難相恤”，“崇姻繼好，懋建遠略，規恢長利”。長慶三年（823）在拉薩建立的唐蕃會盟碑，至今仍屹立在大昭寺門前。
其二，唐與回紇。回紇即今維吾爾族祖先。安史之亂，回紇出兵助唐平叛，其可汗尚唐公主，對唐天子自稱“兒”與“臣”。回紇每位可汗也都要經唐朝廷的冊封。
從以上唐與今我國境內的兩大主要少數民族藏和維吾爾人的祖先的關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時天下一家的博大包容氣勢與精神，以及各少數民族自認是天下一家中一員的情景。
由於帝國的博大包容時代精神，使不少少數民族人士願意生活在唐王朝的治下，如於闐王尉遲勝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後，即舍棄王位，留在唐朝廷為官。實際上，在唐擔任官職和將領的少數民族人士極多，僅五品以上的突厥人唐官便達百餘人。
隋唐帝國博大包容的精神，還從其盛世無忌的寬廣胸襟上反映出來。特別是開皇、貞觀、開元等治世，統治者政策相對開明，文禁較少，一定程度上允許不同意見的存在，以至詩人白居易寫出了《長恨歌》一類直點皇帝的詩歌。當時帝國在文化方麵采取兼容並蓄政策，廣泛吸收外來文化，也是其博大包容精神的體現。如樂舞上，隋代九部樂中即有西涼、龜茲、疏勒等民族樂舞，並雜有突厥樂舞成分；唐代十部樂又增加了高昌樂舞，且雜有吐穀渾、部落稽等族的樂舞。再如風俗習慣、繪畫、服飾等領域，均有與樂舞相類似的情況。“洛陽家家學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由於隋唐帝國的博大包容，當時周邊各國各族人士紛紛來華學習，其中以日本人最為突出。也正是由於帝國的博大包容，當時國外流行的各大宗教，差不多都在中國建有寺廟，進行宗教活動，如佛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瞝教、景教等，其中佛教是在隋唐之前便已傳入中國的，有許多則是首次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