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直接展現了該時代精神文明的風采，曲折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綜合國力的狀況，尤其值得重視。周秦漢唐作為我國曆史上光彩四耀的時代，時人普遍所具有的積極向上、奮鬥不息的精神狀態，不僅譜寫了當時曆史的瑰麗篇章，而且也給後世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當中，許多內容都屬於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脊梁”精神。
一、周秦兩漢時代精神（上）
積極進取努力向上，立誌有所作為，是周秦兩漢時代人們普遍具有的精神。當周人居岐下之時，不過是殷商西部的一個小方國，然而從古公？父開始，卻立誌“翦商”。文王時，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事業。武王繼立後，則進一步興兵伐商，建立了周王朝。周人曆經數代，最終得以滅商興周，原因固然很多，但其積極進取、奮鬥不息精神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也是不可低估的。
秦漢以降，這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當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時，旁觀的楚將後裔項籍，立即聲言：“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擔任秦王朝地方小吏的劉邦，在鹹陽看見秦皇帝後，也當場大發感慨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即便是為人傭耕的陳勝，亦抱有“苟富貴毋相忘”的誌向，並自詡為高飛千裏的“鴻鵠”。項、劉、陳三位盡管出身不同，社會地位也各異，但所外露出來的大膽進取精神，實在堪稱為秦漢人的典範。在當時的某些人看來，他們似乎是口出狂言的狂者，然而他們卻都以自己的行動實現了自己的誌言。
秦皇、漢武在我國曆史上都是極有作為的帝王，他們的積極進取精神，同樣令人讚歎不已！具有凶禽猛獸般個性，其奮勇搏擊，銳意進取，自在情理之中。普列漢諾夫講：“個人因其性格帶有某種特點而能影響到社會的命運。”秦之所以在始皇時實現一統，固然同商鞅變法以來所奠立的強大基礎有關，但始皇本人富於進取的個性所起的作用，亦不可抹煞。實際上，這種進取精神對統一後的事業也有著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的進取精神毫不亞於秦始皇。這裏，且不說他派番陽令唐蒙開通夜郎瞹？的道路，是何等富於冒險；也不說他派人勘察褒水、斜水，試圖新開漕運的打算，是何等富於幻想；單就他遣使通西域這件事而論，其積極進取的熱忱，也就令人目張舌咋了！司馬遷把張騫的西域之行，稱之為“鑿空”。“鑿空”就是探險的意思。這一行動，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但進取精神的作用，實際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由漢武帝組織發起、經張騫力行而開拓的通往西域的道路，以後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對中西文化經濟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譜寫了世界古代史上絢麗的一頁。這樣的曆史後果，當然遠不是前往西域鑿空的組織者和實踐者所能預料到的，然而，秦漢時代的曆史卻正是這樣在進取精神下被創造出來。
秦漢時期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
湧現出相當一批立功邊疆的誌士仁人，他們的作為，也集中展現了秦漢人的進取精神。這當中，張騫自然是一個典型，此外，班超、班勇的事跡，同樣十分突出。班超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他先後在西域活動了31年，對增進西域各族與中原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做出了重大貢獻。他還曾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雖然隻到了條支的西海（今波斯灣）而還，但這畢竟是中外交往史上值得紀念的一件大事。班勇是班超少子。他堅決反對眾大臣“閉玉門關”、“棄西域”的主張，在重新治理西域的過程中，以其非凡的政治、軍事智慧才能，平定各種反漢勢力，進一步鞏固了東漢在西域的統治，建立了驚人的業績。
秦漢人的積極進取精神還集中反映在他們勇於“毛遂自薦”上，像七十多歲高齡的趙充國自請平亂，馬援自請擊匈奴、烏桓，皇甫規上疏自請奮效等，都是極好的例子。特別是西漢，這種自薦精神更為突出。當時所謂的“自炫鬻者”，就是一批毛遂自薦式的人物。他們憑借著一股積極極進取的熱情，向皇帝上書言得失，居然其中不少人因此由布衣百姓而獲得高官厚祿。“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在眾多的“自炫鬻者”當中，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過確有真知灼見，對當時文治武功做出貢獻的，亦不乏其人，如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均堪稱佼佼者。他們許多進取性的行為，像終軍向武帝自請“願受長纓”這件事，迄今還被我們用來作為表示自告奮勇、承挑重擔的典故。
秦漢人之尚武，也是他們積極進取精神的一種反映。秦漢時期，文武之間遠不像後世那樣分得極其嚴格。每每武將可事文職，而文臣亦常常將兵征戰。故時人對騎射、擊劍等武功，總是從小就進行學習訓練。特別是山西地區（指崤山或華山以西地區，又稱“關西”或“關中”），尚武之俗更為突出，故時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尚武與進取，雖不是全等的同義語，但二者之間的天然聯係，卻顯而易見。
重讓敬賢古人認為，“德讓，君子之遺風”；“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瞺降福。”自周秦到漢代，讓德猶如一條紅線，貫穿其中。《史記·周本紀》載，古公之子，太伯、虞仲曾將君位拱手相讓，體現了讓德的最高境界。在文王時代，周人崇讓之風似有新的發展。還是那篇《周本紀》，記有如下的事實：“西伯（指周文王）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一句話，它表明重讓已成為周人的一種社會時尚。
當然，周人重讓的同時，也有爭鬥的另一麵，如周公攝政期間，管叔、蔡叔群弟聯合武庚叛亂，以謀君位，便是適例。因此，對周人的重讓，千萬不可絕對化。另外，還要看到，讓德也是因人而異的。例如前述那位推讓君位的太伯，其後代之中，便既有承繼先輩讓德的典型季劄，又有完全違背讓德、采用陰謀手段搶奪君位的公子光。總之，曆史現象極其複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切忌一概而論。
秦漢時期繼續沿襲了先秦的重讓之風，把謙讓看做一種極崇高的美德。劉邦即帝位，經“三讓”始登基；文帝“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然後才做了漢天子。這盡管是做戲，但卻反映了對讓德的重視。陳平謝病，讓周勃為右相，位第一；周勃自知能力不及平，複謝病讓之，縱觀秦漢曆史，諸如讓封國、讓官爵、讓財產的事例，舉不勝舉。司馬遷寫《史記》，也明顯貫穿了輕王重讓的思想傾向。由於推崇讓德，還派生出某些讓德的異化物，例如劉寬之“不校”，卓茂之“不好爭”，直不疑、陳重之“不自明”，陳？之仇將恩報，等等。其中某些做法，今天看來似乎是麻木不仁的，不過就當時而論，反倒為謙讓之典型哩！
“賢”的本義是多財的意思。《說文》段玉裁注指出：“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周人敬賢的典型，首先要數周文王。文王與呂尚相遇而結識的一段富有戲劇性的經曆堪稱其敬賢的大手筆，從而樹立了後世帝王禮賢下士的基本模式。當然關於文王遇呂尚的經過，有多種不同說法。但正如司馬遷所說：“要之為文武師。”易言之，即其敬賢的精神是一致的。
周人敬賢的另一典型，則是周公旦。他是文王的四子，曾輔翼其兄武王滅紂，建立周朝，被封於魯。武王卒，他攝政輔佐年幼的成王。此間平滅管、蔡、武庚叛亂，進行東征，營建成周各邑，為鞏固西周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政績，同繼承發揚其父禮賢下士的好作風密切相關。他自述稱：“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正因為周公具有這種敬賢的素質和修養，故而才能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這也就是古人所謂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秦漢以來，敬賢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劉向《說苑》中有一篇題為《尊賢》的文字指出：“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裏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這段話，反映了秦漢時代對尊賢、敬賢意義的理性認識。
令人注目的是，秦漢時敬賢觀念不僅為統治階級所特有，而且在廣大農民群眾中也影響頗深。盡管不同階級對“賢”的理解標準不同，但其在行為方麵敬賢則是一致的。既便是被統治者誣為“盜賊”的農民起義軍，對於賢者仁厚善者、孝者、著名的經師，都是極有禮貌的，由此可見，敬賢、尊賢在普通秦漢人的心裏也是紮了根的。
二、周秦兩漢時代精神（下）
喜歌好舞早在氏族公社時期，歌舞便已相當流行了。當進入階級社會之後，這種歌舞的傳統仍被保留下來。
周時，作歌之風極盛。古之歌、詩本是一事，故作歌亦即作詩，或連稱作“歌詩”。著名的《詩經》，就是流傳下來的時人作歌的寶貴記錄。周人歌詩，涉及到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麵麵。翻開《史記·周本紀》不難看到如“詩人歌樂思其德”“民皆歌樂之”一類記載，充分反映了周世歌詩的普遍性。最有趣的是，當武王滅商，天下宗周之後，反對派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他們馬上就要餓死了，還念念不忘作歌，足見歌在他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禮記·樂記》雲：“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可見“歌”與“舞”之間，有著天然的聯係。所以，喜歡作歌也就必然包含著喜歡起舞。周人喜舞，從其創作大型史詩性的樂舞《大武》，可以窺見一斑。該樂舞作於武王滅商之後，主題是歌頌武王伐紂的正義之戰和建國偉業。創作這樣一部發揚蹈厲、氣概雄偉、內容複雜並有若幹人物的史詩性大型樂舞作品，如果沒有全民性的喜好歌舞為基礎，將是不可能完成的。另外，周代的樂舞作品還有黃帝的《雲門大卷》、唐堯的《大鹹》（即《鹹池》，有關傳說不一）、虞舜的《大韶》、夏禹的《大夏》及商湯的《大？》。它們雖為前代之作，但周時更臻完善。這表明西周確乎是古代樂舞的集大成時期，這自然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周人的歌舞之好。
秦漢人精神風貌依然具有喜歌好舞的特點。翻開秦漢史籍，有關這一特點的記錄隨處可見。早在春秋時秦人即很喜歡作歌，《詩經·黃鳥》就是他們對穆公人殉不滿的歌詩。至統一前，秦廣泛吸收東方諸國的優美歌舞，“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其歌舞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歌詠也是民眾表示喜怒的重要手段。統一後，麵對沉重的賦役，人們憤怒地唱出“阿房，阿房，亡始皇”的歌謠。史載秦朝宮廷中，“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由此不難想見當年秦帝國歌舞之盛。劉邦稱帝後回到故鄉，“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武帝時與烏孫和親，“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