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嚴格的喪禮等級規定
隋唐喪葬等級製度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規定更為具體。例如，凡死喪，二品以上高官稱“薨”，五品以上官僚稱“卒”，六品以下低級官吏及庶民稱“死”，皇帝稱為“崩”。唐代前期規定，陪葬物品內容按官品高低而增減：三品以上高官的明器為九十事，五品以上官僚的明器為七十事，九品以上的小官吏的明器為四十事，庶人無文，以素瓦為之。墳墓用地也按等級劃分，一品官墓地方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官地方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三品官墓地方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四品官墓地方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五品官墓地方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以下至九品官墓地方二十步，墳高八尺。庶人僅墳高四尺，沒有麵積步數。唐代關於喪葬禮儀的等級規定比前代更加嚴格、明確，對社會風尚的影響是深刻的。
2.熾烈的厚葬之風
唐代社會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為奢侈的葬儀提供了物質基礎。皇帝陵園極盡奢華貴麗，百官庶民遂競相厚葬，繼秦漢之後，形成又一厚葬崇喪的時代。唐睿宗太極元年（712）唐紹上疏稱：“近者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甚至“破產傾資，風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若無禁製，奢侈日增”，厚葬的典型當屬帝陵。
唐代皇帝陵園特點是“因山為陵”。以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合葬陵乾陵為例，乾陵以海拔1047.9米的圓錐型石山梁山為塚，陵周圍分內外兩重城，內城南北牆基各長1450米，東城牆基長1582米。西城牆基長1438米，城基夯土寬度為2.1～2.5米。城牆四麵各有城門，每個門址寬約27米，門前有石獅、石馬等排列，內城總麵積為229萬多平方米。陵內有陪葬墓十七座，整個陵區周圍有八十裏，占地約三十萬畝。據《唐會要》載，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整修乾陵，建造各類殿屋三百七十八間。乾陵前“述聖記碑”“無字碑”均高6.30米，其中“無字碑”竟然是從新疆采運而來的。至於陵內陪葬珍寶奇物之豐富，難計其數。唐代厚葬，當以乾陵為甚。
3.精美的陪葬藝術品
唐代文化繁榮昌盛，對喪葬禮俗影響至深，唐墓從葬明器藝術化色彩極重，地下墓道墓室往往成為藝術長廊和藝術宮殿。乾陵陪葬墓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即為明證。永泰公主墓出土文物達1352件，其中三彩剪鬃馬神韻各異，三彩胡人騎俑色彩鮮豔，神態逼真，極為精美。從墓道口下抵墓室，兩邊墓壁繪有觀賞性很強的壁畫。章懷太子墓出土文物有600多件，其中三彩俑女俑頭與全身比例為1：6，男俑頭與身之比為1：6.5，形體勻稱，比例適中，體態豐滿優美。墓內壁畫更為絕美，墓道東壁畫為《出行圖》，上繪40多匹人馬及兩隻駱駝。西壁畫為《馬球圖》和兩幅《迎賓圖》，在墓前室東、西壁之南，分別繪有《演奏圖》和《觀鳥捕蟬圖》，人物神態惟妙惟肖，堪稱唐代壁畫藝術之極品。
隋唐時期喪葬禮俗在喪禮儀式、歸葬附葬、服喪等方麵基本與秦漢葬俗相仿，反映了我國喪葬風俗變化沿革的自然規律。
三、人際交往禮儀與時尚
西周社會的人際交往禮儀與時尚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美譽。西周社會以“禮”治天下，對天子至士各等級統治階級成員的行為均作了嚴格的規範，“周禮”奠定了中國禮儀社會的基礎。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士初次相見須攜禮物，即“摯”。《古今圖書集成》引疏文：冬用雉，取其耿介之義，為君致死也。冬雉雖死，不變其形，所以仍稱“雉”；夏用月居，為風幹之雉，是防其腐臭之義，因形體變，故稱“月居”，《儀禮·士相見禮》又規定：“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瞭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麵；左頭，如執之，如士相見之禮。”這種見麵禮儀在春秋時代仍在實行。
西周人際交往禮儀著重在尊敬對方，在接待賓客方麵尤為如此。《禮記·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瞮洗揚角單，所以致瞯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拜”這種禮儀最早用於祭祀，後來應用於人際交往中。《周禮·春官宗伯·大祝》載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在九拜中，稽首、頓首、空首三拜在人際交往中運用最為廣泛。
稽首，鄭玄注：“稽首拜，頭至地也。”賈公彥疏：“稽首，頭至地多時。”稽首是最尊重的拜禮，一般為臣拜君、卑拜尊之禮。頓首，鄭玄注：“頓首拜，頭叩地也。”一般為身份相當的平級貴族相互行禮時的一種拜禮，空首，鄭玄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一般為君拜臣之禮。
貴族會客時賓主座向有明確規定，《禮記·鄉飲酒義》：“賓必南鄉（向）……介必東鄉（向），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說話和說話時的目光也有規範，凡與大人言，始視麵，中視抱，卒視麵，毋改。眾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麵，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西周的交際禮儀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交往模式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秦漢社會的人際關係及時尚春秋時期，禮壞樂廢，天下衰微，戰國時期則群雄蜂起，變法圖強，周禮關於人際交往的繁瑣禮儀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秦漢時代人際交往的禮儀比較簡約，趨於合理、實用，更加適合人們日常生活交往的需要。正如漢初儒生叔孫通所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
在秦漢時代人際交往禮儀中保留了若幹傳統的習慣與形式。如“跽”，《史記索隱》：“跽者，長跪，兩膝支地。”即席地而坐，兩膝著地，臀部墊在腳後跟上，是一種莊重的坐姿，長跽即長跪，臀部離開雙腳，上身挺直。《史記·孟嚐君列傳》載馮瞱西說秦王，秦王“跽而問之”。範雎入秦見秦昭王，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秦王對馮瞱範雎采取跽坐姿勢，顯示君對臣的尊重之意。長跪亦為表示敬意的跪姿禮儀。
秦漢時代朝廷君臣相見禮儀多有變通簡略之處，叔孫通為漢高祖劉邦製定的君臣禮儀即“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例如“趨”禮，原意為快步行走，是表示尊敬的相見禮儀，對於這種“趨”禮，叔孫通加以適當變通之後，納入他為漢廷所創立的臣拜君禮儀之中。這裏，古代的“趨”禮成為漢代廷儀中集體排列的口令，曰“傳言‘趨’”。劉邦對經叔孫通改造而成的朝儀非常滿意，認為通過行禮，使他“知為皇帝之貴也”。由此可見叔孫通的權變功夫，的確有超乎尋常之處。
秦漢社會中人際交往禮儀的特點，大體如叔孫通所創朝儀，簡約、合理而實用。例如長揖之禮，便是當時人們交往常用的禮儀，不分貴賤，皆可施用，有時還體現出某種特別的意義。《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酈食其入謁劉邦，“長揖不拜”，當麵指出他“不宜倨見長者”，劉邦於是“延酈生上坐，謝之。”長揖是拱手高舉，作自上而下運動，上身微屈，類似鞠躬，它比做揖禮重，比跪拜禮輕，含不卑不亢之義。
盡管秦漢時期人際交往禮儀較周代有所變革，不過細作考察也不難發現，秦與兩漢情況還不盡完全相同。
大家知道，秦自商鞅變法以後，推行法家“農戰”主張，棄絕“文學”“智術”，實行禁言、愚民政策，把活生生的人變成一副純粹的戰爭機器。競相斬首立功氛圍下的人際關係，必然是一種冷酷的毫無人情味的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的人際關係。對此，漢初的著名政論家賈誼曾作過精彩而生動的描述。他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瞲瞴，慮有德色；母取箕瞶，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無）幾耳。”賈誼生活的時代，去秦未遠。盡管他的話中可能存在某些誇大的地方，但若結合《商君書》中所反映的商鞅一派法家的價值觀來看，這些關於秦人際關係及時尚的描述，應該是可信的。
漢帝國建立後，統治者接受秦推行法家極端主義政策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除《挾書律》，開放文禁，允許各家學說並存。及武帝雖號稱獨尊儒術，但實際上卻是“霸王道雜之”，即實行儒法相濟的治國之道。這些自然不能不對當時的人際關係產生重大影響。表麵上看來先秦時代的某些精神，如墨之任俠輕死，儒之仁義忠信等等，似乎在漢代重新複活，但實際上是這些精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獲得質變式的新發展。其具體表現，就是時人在人際關係上強烈反映出來的崇尚信義、重然守諾、堅貞不渝的品格。儒生範式與學友張劭的交往，堪稱漢世人際關係的一個典範。範、張二人的“死友故事”所反映的，正為漢人崇尚理想化的守信重義精神。當然，在兩漢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裏，風尚是有所變化的，對此，前賢早有論證。一般說來，西漢盛行任俠之風，而東漢更加推崇名節，不過總的來看，守信義、重然諾的人際關係主流，還是貫穿始終的。
需要指出的是，漢代社會的人際交往也存在趨利避害的現象，趨炎附勢的勢利之輩不乏其人。正如王符《潛夫論·交際》所分析的：“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疏。……俗人之相於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疏，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這種以是否對個人有利作為交際準則的行為，實質上是功利主義文化影響的反映，它與崇氣節、講信義的社會主流精神並行於兩漢時代，構成了漢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基本色彩。
唐代人際關係及時尚唐代精神文明處於鼎盛之際，人際往來更為密切，文化氛圍十分濃厚，特別是貴族文人之間的交往，莫不與詩詞書畫歌舞相隨，人際關係亦成為文化學術交流的紐帶。
當時把以物相贈稱之為“人事”。據《東齋記事》：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在唐代官僚文人交往中，甚至有將家中歌妓贈送客人者。《太平廣記》卷一七七李紳條引《本事詩》載：劉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李紳罷鎮在京，慕劉名，常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令妓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有雲：“司空見慣渾常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然而，在官僚文人的交際中更多的是以詩相贈，在絢麗燦爛的唐代詩歌中，贈送友人、描寫友情的“惜別詩”占有重要地位。許多表達真摯友情的動人詩篇，某些膾炙人口的著名詩句，至今仍然常被人們吟誦。例如：杜甫《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王維《迸綦毋潛落第還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李頎《送陳章甫》：“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李白《宣州謝瞷樓餞別校書叔雲》：“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等等。
唐詩是唐代社會生活的綜合反映，描寫友情、親情、愛情的優秀詩篇是對唐代社會人際關係及生活時尚的真實再現，從唐代偉大詩人的筆端，清晰地勾勒出當時人際交往的基本輪廓，從下列詩篇中可以略窺隋唐人際關係和社會時尚之一斑：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杜甫《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饗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隻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韋應物《賦得暮雨送李曹》：“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鍾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相送情遠限，沾襟比散絲。”
王維《渭城曲》：“渭城朝雨氵邑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上列詩篇從不同角度謳歌了純真的友誼，而“詩仙”李白（701—762）與“詩聖”杜甫（712—770）之間的真誠情誼堪稱唐代人際關係的典範。唐玄宗天寶三年（744），李白在洛陽與杜甫偶然相遇。他們一見如故，引為知己，情同手足，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隱入廬山。至德元年（756），李白參加永王李瞸幕府，次年李瞸兵敗，李白被判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縣一帶）。乾元二年（759）春因天旱大赦，李白行至奉節遇赦獲釋，即返江陵。這時杜甫不知李白情況，十分不安，一連三夜夢見李白，遂寫下著名的《夢李白二首》，其一曰：“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詩寫杜甫對李白的懷念濃情，並為李白鳴不平。
唐文化猶如大海，寬博精深，豐富多彩，唐詩所達到的近體詩思想藝術高度，後代難以企及，這是社會文化發展的結果，更與唐代社會“崇文好詩”的風尚密切相關。它給當時人際關係塗上了厚重的詩文化色彩，這是以前時代所不曾具有的，是唐代人際關係最突出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