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統治者又很快把佛教當做治理和穩定統治的手段，佛教的影響在以後繼續得以普及和擴大。
佛教的宗派隋唐時期，隨著佛教教義學的蓬勃發展和寺院經濟的穩定以及嚴格的師徒傳法方式的形成，獨立的佛教各宗派正式出現，有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三階宗等。其中天台、華嚴、淨土和禪宗四宗成為影響最大的中國佛教派別，尤其是禪宗與淨土宗最能為中國人所接受，因而發展最快。
天台宗為陳、隋之際的智眣所創，因他常住浙江天台而得名，又因以《妙法蓮華經》為教義的主要依據，故又稱法華宗。華嚴宗為唐代著名僧人法藏所創立，以崇奉《華嚴經》而得名，又因武則天賜號法藏為賢首，又稱賢首宗。天台宗與華嚴宗都擁有大量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是中國佛教各宗派之中理論最為著名的兩個宗派。
佛教史上常以“釋迦拈花，迦葉微笑”作為禪宗之始，而禪宗自己推該宗的創始人為南朝梁時來華的南印度僧人菩提達摩（略稱“達摩”或“達磨”）。並說菩提達摩下傳慧可，其下依次傳僧璨、道信，道信傳弘忍，是為五祖，以後弘忍又密傳法衣於惠能，為第六代祖。實際上禪宗的真正創始是所謂的六代祖唐僧惠能。惠能對傳統的禪學進行了變革，佛教史上稱之為“六祖革命”。其中心內容一是提倡“即心即佛”，二是主張“頓悟見性”，三是強調“即世間求解脫”。其“即心即佛”的思想，把生佛諸法歸結於心，從而把傳統的注重對佛陀崇拜的外在宗教變成一種注重自心的內在宗教；其“即世間求解脫”的思想又把佛教進一步世俗化，使得傳統的注重出世的佛教一變而成為強調不離開世間的宗教。惠能的改革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求，使禪宗成為了中國化的佛教。
惠能之時，實際上禪宗內部又分成兩個宗派，一是以惠能為代表的南宗，一是以神秀為代表的北宗。神秀與惠能主張頓悟正相反，他強調漸悟，認為應通過長期苦修，掃除一切雜念，然後才能才能漸悟成佛。所以北宗在一度興盛之後，大概終因修行方法不夠簡約，影響逐漸削弱，而南宗的佛在內心，不必外求，不用辛苦修行，隻要靜心省悟，便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簡單易行的修行方式，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因而越來越盛，以後不但壓倒了北宗，還壟斷了佛壇，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
淨土宗由唐代僧人善守所創立，宗奉佛教經典的“三經一論”，即《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和《往生論》。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淨土宗的理論最為簡單，以修持者念佛行業為內因，以彌陀的願力為外緣，內外相應，往生極樂淨土。強調不一定要通達佛經，也不一定要靜坐專修，隻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概括八萬四千法門，進入淨土。因為該宗簡單易行，傳播很快，以至於彌勒淨土信仰在民間廣為流傳。唐代以後，乃至北宋時期，中國佛教實際上成為提倡簡約的禪淨二宗的天下。而禪淨二宗之間又日趨融彙，結果，“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的禪淨雙修道路，成為之後佛教各宗派共同追求的境界。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7世紀初，由於唐王朝的開放政策，對外來宗教采取寬宏大量的兼容並包的態度，使基督教徒在中國有了傳教活動。明朝天啟五年（1625），在今天西安發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更加證實了這一點。從這塊碑的記錄可知，唐貞觀九年（635），一位名叫阿羅本的敘利亞傳教士到達長安，開始傳播基督教義。阿羅本屬於基督教的聶斯托利派。
碑上敘述了阿羅本把景教介紹到長安後，受到自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一百五十年間優待的經過。貞觀十二年（638），唐太宗下令該教準許傳播，並由政府出資在長安義寧坊建築了一座大秦寺，安置景教僧人二十一人。太宗之後，唐高宗對景教的發展給予很大的幫助。除了首都長安以外，“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維護了阿羅本為景教大總管的宗教地位。武則天時，景教受到壓製，之後至唐玄宗時，景教又得以發展，毀壞的寺院得到修複，還將已去世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個皇帝的畫像安置在景教寺中，玄宗還召集從大秦國新派來的傳教士佶和與羅含、普論等十七人一同到興慶宮“修功德”（即做禮拜）。
這通記載了景教在唐代流行的碑，是在德宗建中二年（781）建立的，它明確地記錄了唐朝六代皇帝對景教的態度和扶植情況，是我們今天了解基督教在我國早期流行情況的最好資料。
其他外來宗教在唐代，隨著對外關係的發展，許多外國宗教在中國都有一定程度的流傳。其中有從波斯傳來的瞝教和摩尼教，還有從阿拉伯傳來的伊斯蘭教。
瞝教又名拜火教，曾經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國教，大約西晉末時首先在居於國內的粟特人聚落內流行。中原政府設有薩寶府，是專門管理粟特人聚落與瞝教的機構。2002年西安北郊發現了北周同州薩保安伽墓，墓室中圍屏石榻上的圖像即展現了瞝教的宏大畫麵。當時在長安、洛陽、武威、敦煌等地都設有瞝祠。20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西郊發現過一方唐代瞝教徒蘇諒之妻馬氏墓誌，該墓誌用中古波斯的婆羅缽文與漢文合刻。由墓誌得知，墓主蘇諒妻馬氏，夫婦二人都是瞝教徒，並且都是波斯人。可知該教在中國時既不傳教也不翻經，教徒也隻有胡人而無唐人。
唐延載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誕攜帶摩尼教經典《二宗經》來朝，這大約就是摩尼教傳入中國之始。以後，回紇助唐平定安史之亂之時，曾從洛陽攜帶四個摩尼教師回國。摩尼教又傳到了回紇地區，並成為回紇的國教。大曆三年（768），唐代宗準許回紇在長安建立摩尼教寺，賜額“大雲光明寺”。公元771年，回紇又請於荊、揚、洪、越等州建立大雲光明寺，說明摩尼教在南方地區也有所流行。
唐朝作為當時世界著名的大帝國，與當時的波斯和阿拉伯有密切的商業貿易往來。從唐朝永徽二年（651）開始，大食即開始遣使朝貢，當時來華的商人中必定有不少為伊斯蘭教徒，所以，推測伊斯蘭教在唐代初年已傳入中國大概不會有太大問題。當時，唐王朝與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分別沿“絲綢之路”和“香料之路”而行。伊斯蘭教也大體沿此兩條路線而傳入。當時在長安、揚州、廣州等地，居住著不少大食來的商人，他們被稱作蕃客或蕃商，聚集的地區被稱作蕃坊、蕃巷等。唐朝政府指令蕃坊中的穆斯林推選有德望者擔任“都蕃長”，從而在蕃坊之內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社會組織，由都蕃長來管理伊斯蘭教的日常活動，從而伊斯蘭教也僅在這些“蕃區”之內流行。與佛教、道教和其他外來宗教積極傳播自己的教義不同的是，伊期蘭教進入中國以後，始終是僅僅隻在僑居中國的少數民族穆斯林中存在與流行，他們始終保持著“民族性宗教”的特點，其經義訓戒的講解也隻以阿拉伯文進行。所以，伊斯蘭教在唐代並未引起朝廷與社會太多的重視，其影響也受到很大的限製。
§§第六章 時代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