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對曆史有著特別的興趣，曆代都有修史活動，而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史學家誕生在周、秦、漢、唐；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完成於周、秦、漢、唐；最富代表性的史學著作寫就於周、秦、漢、唐。所以，要了解中國古代史學的淵源久遠、史書的卷帙浩繁、體裁的豐富完備，中國人曆史觀念的深沉厚重，以及中國史學在世界曆史上的獨特作用，就不能不對周、秦、漢、唐的史學作一係統闡述。
一、源遠流長的修史傳統
史學追溯修史是和文明與生俱有的一種活動。中國古代史官設置之早、職務之高，都為中國古代史家的誕生與史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從可尋查的文字資料看，曆代統治者都設有掌管史料、記載史事、撰寫史書的官員。殷稱作冊。周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秦、漢時稱太史令，兼管天時星曆。唐代置著作郎，又以其他官叫兼典史職，稱修撰、直館，還置史館於禁中，以宰相兼修。古代史官，必選“天下之材”而“皆聖人之徒”，即有才、有學、有識、有德。所以，秉筆直書、書法不隱、疑則不言等傳統成為曆代史家必須遵從的修史原則。近年來的一些考古發現資料也可證明古代史官在記史的同時又加褒貶，起到懲勸的作用，如1980年在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史惠鼎，其銘文就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史官就已以教善為己任了。
我國古代修史活動源遠流長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傳統就是曆代對“史鑒”的重視。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無不都是以為“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而要吸收興亡治國的經驗教訓為本朝服務的。《漢書·藝文誌》雲：“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從現存最古老的文獻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明顯不過的“史鑒”態度。比如在《尚書》有“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而在《詩經》中又有“殷鑒不遠”的警句。至於司馬光之大作為之所以名“資治通鑒”就更可見其“史鑒”的作用了。這種“史鑒”態度更促使曆代對修史活動的重視以及對修史者的嚴格要求。於是便有了《左傳》中“趙盾弑其君”而孔子為之申說；齊大史冒殺頭之險直書崔杼弑君的故事。而司馬遷作《史記》則更是寧可遭受身體的殘缺和人格的汙辱也要做到“實錄”。這些被後人稱之為“良史”或“史德”的原則，為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史書提供了堅實的可信性。
正是由於有了一套完整的修史機構——史官；有了嚴格記錄原則——史法；有了以史汲取興亡勝國的經驗教訓——史鑒，才使得在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之中，修史成為一種深厚的傳統，蘊藏在浩如煙海的史書之中的中國曆史得以一代接一代地延綿、發展，走向未來。
體裁豐富的史書史學的興起，史書體裁的豐富多彩，在我國古代也經曆了一個由不發達到繁榮興盛的曆史過程。在《漢書·藝文誌》中，漢代乃至漢以前的文獻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類，史書僅附於六藝類的春秋家以下，僅有四百二十五篇。而到《隋書·經籍誌》時，文獻即以經、史、子、集分類，史書不僅獨立列為一個大類而且數量比起《漢誌》所列猛增四十多倍，足見漢代以後的數百年間史學才開始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發展興旺起來。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史書的體裁也越來越豐富，到唐代時出現了正史類、編年類、別史類、雜文類、史評類、典章製度類、地理類、專誌類等等。體裁分類的細密具體，表現出中國古代史學到這時發展成熟的特點。
《隋書·經籍誌》以紀傳體史書為“正史”，而這一體裁的創立者就是漢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因以本紀、列傳為主，故名紀傳。它觸及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麵，廣泛記載了社會各個階層人物的事跡。內容豐富，結構嚴密，不僅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紀傳體”體裁，還為千百年來中國史書修撰樹立起一個光輝的典範。所以，在“正史”類之中，《史記》始終排列於首位。清代編定《四庫全書》時，以曆朝二十四種紀傳體史書為“正史”，這就是所謂“二十四史”。
編年體史書是按年月日的時間順序記載曆史事跡，起源於春秋時代。在我國現存的編年體史書之中，最有名的是《春秋》《左傳》《竹書紀年》《漢紀》《後漢紀》《資治通鑒》等。這種體裁對於了解考察曆史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各曆史事件之間的聯係都比較方便容易，避免了敘述的重複。但它卻不能集中敘述每一曆史事件的全部過程。難以記載不能按年月日時間順序編排的事跡，所以它又有偏詳政治事件而對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卻往往忽略不載的缺陷。
所謂別史，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之為“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雜史”之史書。比如《尚書》，就被章學誠稱之為“無定法”而被列為別史類。它簡樸質實，因事命篇，既不拘常例無定體，又不載日月，以記言為主，而又不乏記事之作，為我國古代修史之記言、記事的體例都起到了先導作用。除《尚書》以外，周、秦、漢、唐時修撰的屬於別史類的還有《世本》與《逸周書》。
雜史，《四庫全書總目》敘述其著錄標準為：“大抵取其事係廟堂，語關軍國，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編；或但述一時之見聞，祗一家之私記”。現在人們常常把《國語》《戰國策》《穆天子傳》《風俗通義》《大唐西域記》等都列入這種體裁之中。可見屬於這一體裁的史書不僅形式多樣，而且內容也豐富多彩，對於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史都是不可缺少的寶貴資料。
史評類，這類史書從內容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評論史書者，二為評論史事者，所以一般情況下這類史書又被今人稱之為史學理論著作。唐代劉知幾的《史通》為這類史書的開先河之作，是以評論史書為主的一部專著。
典章製度類，專記曆代典章製度之沿革。《史記》以後，盡管大部分紀傳體史書均有“誌”以記載典章製度，然而由於篇目各不相同，記載各自為政，而且大多數僅限於某個朝代，缺乏對曆代典章製度沿革的係統闡述，所以這種體例於唐代應運而誕生，這便是杜佑所撰的《通典》。作為史書編纂的新體例，為曆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創造了曆史撰述的新形式。
地理類，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此類亦在史部之中，古代這類書籍無非記方域山川風俗物產等。現存的屬於周、秦、漢、唐時期的這類著作大致有：《禹貢》《山海經》《三輔黃圖》《元和郡縣誌》幾部。
專誌類，主是指像《吳越春秋》《越絕書》那樣的記述某一國國史或重要謀臣的活動，兼采史書記載與民間傳說而寫成的民族史或地方誌。以後類似的還有《華陽國誌》、唐代的《蠻書》等。比如《蠻書》，亦稱《蠻誌》《雲南誌》《南夷誌》，就是一部係統地記載唐代雲南地方亦蒙氏南昭國的曆史、地理著作。
二、周秦時期的史學成就
《尚書》與《春秋》周秦時期的史學成就當中，《尚書》與《春秋》是兩種極重要的史籍，而且它們都與孔子有關，在本章《經學》一節中均已做過介紹，這裏僅再從史學的角度略加論述。
《尚書》原稱《書》，後來被儒家學派稱作《書經》。“尚”通“上”，上古之書，故稱《尚書》，大約在西漢開始使用此名。它是商、周兩代統治者的講話記錄及春秋戰國時期根據遠古材料加工編成的虞、夏史事記載，記事時間上起傳說時期的堯舜，下迄春秋時代的秦穆公，側重於對君主訓誓臣民和近臣告誡君主之詞的記錄，共分典、謨、誥、誓、訓、命六種文體，為研究古史的珍貴史料。
《春秋》本是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史官所記編年史的通稱，不過這裏所說的《春秋》，則是魯國國史的專名，為春秋時代各國史書中唯一幸存者，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其記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迄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包括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計二百四十二年間史事。記事形式，“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其雖為魯史，但所記內容還包括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的政治、軍事活動以及一些自然現象等。由於記事極其簡短，每條不過四十餘字，最少僅一字，所以曆代引申解釋《春秋》之書不絕，以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以及？梁赤《春秋？梁傳》最為著名，號稱“春秋三傳”。《春秋》作為一部史書，自西漢以來卻被儒家奉為經典，列為“五經”之一，故又有《春秋經》之稱。後人並以此書記事所包括的時代，稱為“春秋時代”。它與《尚書》一起，被我國古代史學評論家視為“史家之祖”，不僅開私家修史之先河，而且對編年與紀傳兩種史書體例的形成，有著重要貢獻。
《逸周書》《逸周書》本名《周書》，東漢許慎《說文解字》
中始稱《逸周書》。先秦文獻如《左傳》數引其文，皆言“《書》曰”，與引《尚書》之文無區別，可見當時與《尚書》同為一書。其書作者不明，今本十卷六十篇。相傳為孔子刪《書》之餘。各篇成書時間不一，最初編定時間之上限，自然不能超過孔子刪《書》之時。晉有孔晁為之作注。《隋書·經籍誌》始將其說成是西晉汲郡戰國魏襄王墓出土之物。《新唐書·藝文誌》遂有“《汲塚周書》十卷”與“孔晁注《周書》八卷”並列。宋人把兩部書合而為一，稱之為“《汲塚周書》十卷，晉孔晁注”，即今所見之本。今本實際有文為五十九篇，其中四十二篇有晉代孔晁注，十七篇無注。有孔注之篇，當為漢代以來之傳本，無注諸篇，當係汲塚所出古本。今本乃二本之刪合，故又有《汲塚周書》之名。
《逸周書》記事上起西周文王、武王，下迄春秋末年靈王、景王，其中記敘周初文王、武王，周公史跡的篇幅約占全書五分之四。雖然其中羼有後人竄補，但大多為先秦乃至周代遺文。其成書年代，約在春秋晚期，具體當在周景王十四年（前531）——二十五年（前520）之間。
《逸周書》自晉代孔晁為之作注以後，僅有《王會》一篇多有學者討論，其他幾乎無人顧及。至清代盧文瞛、王念孫等家陸續加以整理。以後朱右曾著《逸周書集訓校釋》，為集成之作。又有朱駿聲、俞？、孫詒讓，以至於近人劉師培、陳漢章等家，校釋拾補，各有所得。近年來先後出版了《逸周書彙校集注》、《逸周書校注補譯》等書，為此書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