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與《左傳》《國語》左丘明，春秋末年魯國人，曾任魯太史。唐代劉知幾《史通·鑒識》認為，左丘明與孔子二人不僅在治史觀點上相同，而且他同樣為中國史學的創立與發展立下了不可磨滅之功。
左丘明傳《春秋》，是傳孔子之教而“不失聖人之旨”，是我國第一部形式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其記事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早於《春秋》所記八十三年，而止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又比《春秋》所記長十三年。其書主要記述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史事及其相互關係，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麵代表人物，西周時的部分史事乃至夏商以上的古史傳說也間或涉及。取材廣泛，對各國之舊史、故誌及訓、典、語、令、世等書均有汲取。記事以晉、楚、魯最為詳細，而鄭、宋、衛、齊、秦與周王室等次之。史事記述周密而係統，以記事為主，兼記言論，文字生動而簡潔，尤以記戰爭最為見長，是研究春秋史的最重要的典籍。現存最早注本為西晉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唐人孔穎達作疏，名為《春秋左傳正義》，宋以後列入《十三經注疏》之中。清代作注者甚多，顧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惠棟有《左傳補注》，沈欽韓有《春秋左氏地名補注》等，劉文淇有《左傳舊注疏證》等，日本學者竹添光鴻有《左氏會箋》，今人楊伯峻有《春秋左傳注》等等。
《國語》，又名《春秋外傳》，相傳仍為左丘明所作，由於與《左傳》都為左氏所作，故漢儒稱《左傳》為“內傳”，稱《國語》為《左氏外傳》。凡二十卷。
《國語》是我國春秋時期的國別史。其記事時間，上起西周中期周穆王征伐犬戎，下迄春秋戰國之交晉國韓、趙、魏三家滅智伯氏（前453），前後約五百餘年。分《周語》三卷，《晉語》九卷，《魯語》《楚語》《越語》各二卷，《齊語》《鄭語》《吳語》各一卷。記載春秋時各國曆史，以君臣言論為主，也有一些記事，內容涉及當時的政治、外交、思想、軍事等各方麵，材料豐富，文辭雅麗。《國語》與《左傳》同記春秋事實，內容大同小異，然而詳略重點各有不同，其分國記事的體例對後世史籍的編纂有著一定的影響。三國時吳人韋昭作《國語解》，流傳至今，成為極有價值的注本，清人洪亮吉、董增齡又為之作疏。近代有吳增祺《國語韋解補正》與徐元誥《國語集解》二本，大體集中了清代以來學者整理《國語》的成果。
《竹書紀年》《山海經》與《戰國策》《竹書紀年》本稱《紀年》，為戰國時魏國的編年體史書，作者尚無定論。因西晉武帝鹹寧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汲縣西南）戰國魏襄王墓中發現大批竹簡書，此為其中一種，故得名。原本為十三篇。記有上起夏代，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晉事接之，三家分晉以後，專述魏事，止於魏襄王二十一年（前229）。所記內容均可與其他史料相參證，出土以後受到學者的重視。然而其中又有些記載因與經傳之說不合，為一些學者所排斥，故流傳不廣，大約在兩宋時亡佚。其後有人雜采各書，撰成《今本竹書紀年》，經清代學者考訂，證明該本為一部偽書。清人朱右曾為追複古本，廣稽群籍所引之文，輯成《汲塚紀年存真》二卷。近人王國維又加補正，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雖非原書，但仍不失為研究古史的重要資料。
《山海經》作者不詳，曾有人認為是大禹或伯益所作。原有三十篇，現存十八篇。分《山經》五篇和《海經》十三篇。原圖已佚，今本之圖為後人補畫。著作時代尚未定論。從該書內容看，此書不出於一人之手，亦非一時之所作。近代學者多認為此書大部分作於戰國時期，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為後人增削篡改。
《山海經》內容涉及範圍廣泛，它以山海地圖為綱，包括地理、曆史、民族、醫藥、巫術、動物、植物、礦產等各個方麵。地域廣及中國與西亞、東亞廣大地區。所記四方與四方風名可與甲骨文相吻合，人名則多可與《世本》《大戴記》之《五帝德》《帝係姓》相佐證。還記載了不少遠古的神話傳說，如誇父追日、後羿射日、精衛填海、舜葬蒼梧、羲和浴日、西王母使青鳥、王亥仆牛等，其中雖不乏怪誕之說，但也保存了豐富的資料，為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
《山海經》注家很多，清人畢沅《山海經新校正》較有代表，今人袁珂《山海經校注》是近年來新出之作，為《山海經》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戰國策》原名《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原作者不詳。西漢劉向整理編次，以其內容主要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之策謀”，乃命為今名。今本三十三篇，計有西周、東周各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趙、魏各四篇，韓、燕各三篇，宋、衛合為一篇，中山一篇，是一部記載戰國史實和遊說之士議論、策謀的彙集。“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東漢末年高誘為《戰國策》作注，流傳至唐以後殘缺不全，北宋時由曾鞏訪求才使全書三十三篇得以複完。南宋初年姚宏據曾鞏本及高誘殘注重加校定，後經清代黃丕烈影寫複製，即流傳至今的三十三卷高注本。與此同時，鮑彪依據曾鞏本而刪去高注，改變原編，移動章次，按國分為十卷，重新作注，為《戰國策》十卷。以後經元代吳師道糾其謬誤作《戰國策校注》十卷，亦流傳至今。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西漢帛書，亦記述戰國時事，其中有內容與《戰國策》相似且文章亦相同者，被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應是西漢年間劉向編輯《戰國策》的前身之一。
三、兩漢時期的史學成就
司馬遷與《史記》司馬遷，字子長，生於公元前145年，大約卒於公元前90年，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官太史令，曾有意撰寫通史而未能成功。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父而任太史令，遂大量閱讀皇家所藏典籍，開始綴集史料，為完成父親遺願而立誌寫一部規模宏偉的通史。天漢三年（前98）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得罪入獄，遭受宮刑。太始元年（前96）出獄，任中書令。此後忍辱發奮，艱苦撰述，經過十五年努力，終於寫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至漢宣帝時，由司馬遷之外孫楊惲公布，得以傳世。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東漢以後始稱今名。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字。其記事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迄西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1），共約三千年的曆史。其中“三紀”十二篇，記載曆代帝王世係和國家大事，以事係年，可視為全國的編年大事記，亦為全書之綱領。“表”十篇，記載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之世係、爵位和一些政治事跡及重大事件，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種。“書”八篇，分別記述天文、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等情況，是文化以及典章製度的專門論述。“世家”三十篇，主要記述西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世係及興衰存亡的曆史，漢朝丞相、功臣、宗室、外戚的事跡，以及在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如孔子、陳涉等人事跡，並涉及到一些重大事件與典章製度。“列傳”七十篇，占全書最大篇幅，絕大多數為人物傳，記述了社會各個階層各方麵的重要曆史人物的事跡，尤其對秦漢時期活躍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的社會各階層代表，給予了詳細的記載與描述。此外還有以專記經濟、少數民族地區與周邊國家曆史的列傳，為古代經濟史與民族史及中外關係史方麵的珍貴史料。最後為“太史公自序”，敘述司馬遷自身的家世和事跡，並說明編撰《史記》的經過、意旨及史學見解。全書以“太史公曰”之形式概述各篇內容，並發表自己的評論。
《史記》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司馬遷所創立的紀傳體例為曆代著史者遵循取法，爭相仿效，被作為正史的體例一直沿用下來，最終使史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發展至今。其次，司馬遷對史料廣泛地搜集與審慎地使用的嚴謹態度亦為曆代修史者樹立了典範，他除了“采經摭傳，涉獵廣博”之外，更注重對曆史故地的尋訪調查，廣泛地交遊，不辭搜求之勞苦，不避跋涉之艱難，在占有大量資料基礎之上，認真分析整理，審慎選擇考訂，最終把幾千年間零碎而散亂的史料加工成一部體係完備、疏而不漏的曆史巨著。再次，司馬遷進步的曆史觀，無畏的精神風範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敬仰、讚歎。他“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幾乎注意到曆史上的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方麵的動態，而均予以具體而生動的描寫。他通過對自然現象的分析來闡述天道與人事的相互關係，明確主張人事在曆史上的作用，他揭露社會政治的黑暗，譏諷統治階級崇尚迷信的愚蠢等，都使得《史記》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目的。最後，《史記》不僅是一部曆史“實錄”，同時也是一部膾炙人口的傳記文學，它文辭生動活潑，行文淺易近人，簡明扼要。司馬遷把敘事、抒情、說理等不同文體有機地統一起來，達到了思想上、藝術上的高度統一，為後代文學家也提供了範例。總之，《史記》的意義早已超越了曆史學範疇，它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占據著十分重要的、裏程碑式的地位。
《史記》的注本很多，著名者有南朝宋裴？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後世稱之為《史記》三家注。清代校補考訂研究之人較多，錢大昕、王念孫均有論述，梁玉繩著有《史記誌疑》，張文虎有《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郭嵩燾有《史記劄記》等，近人餘嘉錫有《太史公書亡篇考》，今人朱東潤有《史記考察》，李長之有《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等。日本人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為國外研究《史記》之代表。而今人陳直的《史記新證》則利用近世考古資料印證、考訂《史記》，為研究《史記》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