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代的商業
商業的空前繁榮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黃金時期，其商業之繁榮，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主要表現在城市的繁榮、鄉村集市的普及和富商大賈更為活躍等方麵。
唐代由於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交通的日益發達，出現了一大批商業繁榮的大都市並由此構成了全國四通八達的商業網。長安不但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和商業中心，而且還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的商業中心。長安城內設有東西兩市，各占兩坊之地。據考古勘查，西市長寬各約一千米，市內有兩條南北大街和兩條東西大街，寬度都在十五米左右。東市的構造也大致如此。“東市，隋曰都會市，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麵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會昌三年（843）一場大火一下子便燒毀了東市曹門以西的12行4000餘家店鋪，由此可以想見東市店鋪數量之多及規模之大。西市“市內店肆如東市之製，……浮寄流寓不可勝計”，西域、波斯及大食等“胡商”大多聚居於此，故其繁華絲毫不亞於東市。洛陽是僅次於長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內設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為盛，“其內一百二十坊，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洛陽所在有漕渠，“為天下舟船之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不過，唐代最為繁華的商業都市，當首推位於江淮要衝的揚州。史載揚州“八方稱輻湊，五達如砥平”，“商賈如織”，“十裏長街市井連”，足見其商業之繁榮，故當時便有“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的說法。廣州是有名的外貿港口，“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唐代城市大多位於水陸交通要衝，但在地域分布上卻明顯存在著東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特點，這與當時南方經濟的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商業城市大量出現和繁榮的同時，鄉村的集市貿易也有了迅速的發展。這種集市稱為草市，大多設在城郊附近、交通要道或較大的村鎮，是農村市場中的一種大型初級市場。
唐代仍然實行重農抑商政策。貞觀二年（627）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禁工商不得乘馬”，政治上還規定商人不能做官吏、應科舉。實際上這些限製並未起多大作用，在“金多眾中為上客”的社會裏，許多大商人照樣“登龍有術”，像鄒鳳熾那樣“常與朝貴遊”，又能謁見皇帝的商人當不在少數。玄宗的詔令中就曾指出：“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憑囑，求居下等”。同時不少富商大賈還“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竟於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這些情況均說明唐代商人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和獲取更大的利潤，當時的商人們都不惜以重金賄賂權貴，甚至直接用錢買官，“商賈胥吏，爭賄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許多官吏也並不僅僅滿足於收受賄賂，而是直接參與經商活動，不但朝廷中的公卿百官“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節度、觀察使等地方官吏也“列置邸肆”，大作生意，官吏經商之風於是遍及全國。唐政府為刹住此風，曾三令五申地嚴加禁止，但收效甚微，最後不得不默許了官吏的經商。官吏經商之風的盛行，雖然反映了唐代吏治的腐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商業的發展和繁榮。
對外貿易的發達唐朝由於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海外諸國，日以通商”，對外貿易因此也極為發達，無論規模、範圍，還是交往的頻繁程度都大大超過漢代，堪稱我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鼎盛時期。
唐代的對外貿易分為陸上貿易和海上貿易兩類。陸上貿易主要通過西北陸路即著名的“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歐洲等地保持著密切的商貿關係。通過陸路輸往西方的物品多為絲綢。近年來絲路沿線多有唐代絲綢出土就是明證。在新疆阿史塔那墓葬中還發現了《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牒中提到在弓月城（伊寧附近）一次可取絹二百七十五匹。在絲路各地的考古發掘中時常有為數眾多的各種形象的胡人俑、載物駱駝俑和各種外國物品出土，更充分證明了唐代絲綢之路的繁榮。由於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外國商人紛紛湧入中國，各大城市中都有外國商人開設的店鋪，以首都長安的胡商人數最多。代宗大曆時期，長安胡商最少也在兩千人以上，他們大都僑居於西市或西市附近的一些坊裏，使西市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貿易市場，長安也因此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國際大都會。“安史之亂”後，由於吐蕃的強盛，唐朝失掉了河西之地，“絲綢之路”嚴重受阻，西北陸路貿易逐漸衰落，而東南海上貿易卻因此迅速發展並逐漸占據了唐代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各國船隻和商人大都先到廣州，然後再從這裏分散到嶺南的交州，福建的泉州、明州，浙江的溫州以及江南的揚州等通商口岸。因此，廣州是當時最重要的對外貿易城市。
大食即阿拉伯帝國，興起於7世紀初，勢力達到中亞、西亞和北非等地。自永徽二年（651）與唐朝通好，在此後的一百四十八年間，先後遣使來唐三十六次。而波斯自開元十年（722）至天寶六年（747），遣使來唐就達十次之多。大食、波斯商人在中國也極為活躍，他們的足跡及貨物遍及全國各地。
從文獻記載可知，唐代中國商船也已遠航到了南亞、西亞甚至非洲一些地區。
唐代的對外貿易最初由互市監主管，隨著海上貿易的日漸發達，唐玄宗時在廣州又設立了市舶使，專門主管海外貿易。市舶使又稱押蕃舶使或監舶使，多由宦官充任，主要負責征收出入口關稅，檢查船隻有無違禁品，保管進口貨以及收售專賣品等。
市場管理製度的完備唐代城市實行坊市製。“坊”是州縣以上直至京師所有大中城市的居民區，“市”為商業區，是城市中的一個獨立部分，如長安城有108坊，其東西二市均各占二坊之地。
同漢代一樣，唐代城市中的市也由政府統一設置。除兩京及若幹大中城市正式設有市外，全國大部分州縣也設有市。唐時對設市有嚴格的規定，“諸非州縣之所不得設市”，表明隻有州（郡）縣所在地才允許設市。同時又規定“中縣戶滿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滿三千戶以上者，並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須置，舊來交易繁者，聽依三千戶法置，仍申省。諸縣在州郭下，並置市官”。由此可見，隻有戶數達到三千以上的中縣才能設市。唐代的市四周有圍牆，各麵設門。從宋元豐三年呂大防所刻長安圖碑的斷片上，還可以看到當時圍牆和市門的形象。據考古探測，長安東西兩市四周的圍牆均為夯築土牆，牆基寬4-8米不等，每麵各開二門。市內店鋪均臨街而設，沿街毗連。隨著商業的繁榮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店鋪的設置逐漸突破了市的限製，在市外一些坊裏也現了許多店鋪。
唐代對市場的管理極為重視。對於政府法定設置的市，分設市令負責管理。從文獻記載看，唐代對市場的管理極為嚴格，無論是交易時間、市場物價、商品規格、度量衡的使用等均有明文規定的製度和懲罰措施，其完備程度已大大超過漢代。
唐代市場實行定時貿易製度。唐政府規定：“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在具體交易時則規定，百貨中的弓、矢、長刀及其他器物，必須按政府規定的規格製造，凡私人所造者必須確保質量，並在器物上鐫刻工匠姓名，才準許出售。對以粗製濫造和偽造品出售，一律依法治罪。
貨幣發展的新階段唐代貨幣以錢帛為主，貴金屬貨幣中白銀也開始發揮作用。
唐初銅錢沿用隋代五銖錢。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宣布廢除五銖錢，開始鑄行“開元通寶”錢，“開元”意為開辟新紀元，“通寶”意為通行貨寶。開元通寶不標重量，每枚重二銖四睪（二十四銖一兩，十睪合一銖），每十枚重一兩，因其“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遂驅逐一切古錢而代之。終唐之世，除高宗、肅宗時偶爾鑄造以年號為名的“乾封泉寶”“乾元重寶”“重輪乾元錢”以及文宗時的“會昌開元”外，開元通寶一直是唐代最主要的流通貨幣。不僅如此，開元通寶錢的出現，還開辟了我國古代貨幣發展的新紀元。唐以前之銅錢如秦半兩及漢五銖等都以重量為名，而自開元通寶鑄行以後，曆代銅錢均不再以重量為名，而改稱“通寶”或“元寶”，開元通寶錢的大小輕重，還往往成為後世製錢的模本。
唐代在使用金屬貨幣的同時，仍沿襲了南北朝以來經絹帛為貨幣的傳統。絹帛不但在民間廣泛使用，而且政府在支付官吏俸祿、賞賜官員、上供和進獻、軍費開支以及計贓贖罪等方麵，也多用絹帛，使唐代的貨幣流通始終維持著錢帛並行的局麵。除絹和縑等絲織品外，以麻、苧等為原料的布也同樣可作為貨幣使用。為了便於使用，政府還規定了作為貨幣使用的絹布的統一尺寸：絹以四丈為匹，布以五尺為端，均寬一尺八寸。通常，絹帛以匹為計量單位，多用於大宗交易，在民間的日常交易中，也常以尺帛作為交換手段。
初唐和盛唐時期是絹帛作為貨幣作用的極盛時期。但盛唐以後，流通領域中已開始出現了重現錢、輕絹帛的現象。
除錢帛外，金銀貨幣特別是白銀在唐代經濟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們主要用於賦稅、賞賜、賄賂、軍政開支及儲藏等方麵。
另外，除上述銀鋌和銀餅外，唐代還鑄有圓形方孔的金銀錢，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就曾出土金開元30枚，銀開元421枚，但這些金銀錢並非流通貨幣。這在唐代的法律條文中可得到證實。唐律規定對私鑄銅者嚴加懲處，而對鑄金銀錢者不予追究。有關文獻表明，唐代政府所鑄的金銀錢，主要用於宮廷賞賜、遊戲等方麵，很可能是一種吉祥錢。
隨著商業及貨幣經濟的發展，唐代還出現了純粹的金融機構——櫃坊和中國最早的彙票——飛錢。櫃坊又稱僦櫃，主要經營存錢及貸款業務，已具有後世錢莊的性質，是現代銀行的雛形。但與現代銀行不同的是，當時商人存錢，存款人不但沒有利息，反而還要向櫃坊交付一定的櫃租。唐代櫃坊以長安、揚州等地最多，均由民間經營，但政府有時也向櫃坊借貸，如建中三年（782）四月，德宗為解決軍費不足，就曾向長安櫃坊借貸。飛錢類似現在彙票。《新唐書·食貨誌》載：“憲宗以錢少，複禁用銅器。時商賈進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故飛錢在當時又稱為便換，使用它們可以避免長途攜運錢幣的麻煩和途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有利於商業交換。飛錢首先出現於民間，至憲宗時接受鹽鐵使王播等人的建議，唐政府也開始興辦官營彙兌事業，由戶部、度支、鹽鐵三司專門辦理，並“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這種官營彙兌事業一直保持到晚唐。入宋後，飛錢逐漸演變成了最初的紙幣。
§§第二章 物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