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作為西漢的國都，是西漢時全國商業中心。《三輔黃圖》卷三引《廟記》稱：“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規模宏大。
洛陽在戰國時就是“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的商業中心之一。西漢時作為東都，其繁榮已不亞於長安。東漢定都於此後，商業更加繁榮，並取代長安成為了全國的經濟中心。“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均反映了當時洛陽商業的盛況。
邯鄲（今河北邯鄲）原為趙國都城，“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故在戰國時即已富冠天下，為“天下名都”。到漢代，其盛不衰。“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
臨淄（今山東淄博市北）原為齊國都城，在戰國時就是一個工商業發達的大都會。到西漢時仍盛況空前。“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臨淄十萬戶，人眾殷富，巨於長安。”臨淄是西漢五都（即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中最繁榮的一都。
宛（今河南南陽市北）是通往漢、江、淮之間的交通要道，其冶鐵工業發達，是南北工商業薈萃的中心。“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
成都是漢代重要的絲織業中心之一，所產錦繒，不僅暢銷國內，還遠銷西域各國。成都城內商賈雲集。
此外，還有薊（今北京西南）、軹（今河南濟源南）、平陽（今山東臨汾西南）、陶（今山東定陶西北）、江陵（今湖北江陵）、陳（今河南淮陽）、滎陽（河南滎陽東北）、陽翟（今河南禹縣）、番禺（今廣東廣州）、姑臧（今甘肅武威）等幾十個郡國城市，都是“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的商業都會。
兩漢的商業城市大都位於交通便利之處，起著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圍繞這些城市，還形成了山西（即關中）、山東（關東）、江南、龍門碣石以北等幾個商業貿易興旺發達的區域，各區域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商業貿易關係。當時的商業都會不但是大小商賈會集、商業發達之地，往往同時又是全國或地區性的政治中心。上述城市，多數就是國都或州郡治所。這是因為，國都和郡所作為全國或地方性統治中心，聚集著大量貴族、官僚、軍隊等，他們的奢侈生活造成了對商品的大量需求，從而刺激當地商業的發展，大量的商業城市，都是首先成為國都或郡治所之後，才逐漸發展成為商業城市的。這是當時商業城市形成的主要途徑。另外，也有一些由於工商業發展而形成的城市，被統治者利用作為郡縣治所，從而成為地區性的統治中心。總之，交通便利、商賈集中、與政治中心的統一，這是當時商業城市所共有的特點。
對外貿易的初步繁榮漢武帝以後，由於張騫通西域，打通了漢王朝與中亞、西亞等地聯係的通道即著名的“絲綢之路”，漢代的對外貿易也因此有了迅速的發展。雖然在漢以前，就已有對外貿易的存在，但“中國之有經常的，大量的對外貿易，即經常不斷地有外國商人和貨物的進口，又有中國商人和貨物的出口，這種有進有出的正式貿易，是從漢武帝時開始的”。
據《漢書·張騫傳》載：“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一時之間，絲綢之路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赴西域等地的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數百餘人。”一年之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在絡繹不絕前往西域等地的使者中，有的是真正的漢使，但更多的卻是借漢使之名去西域從事貿易的商人，他們攜帶了大量的物資，如“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走向不同的地方，“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同時外國的商人，也從四麵八方來到中國。如《史記·大宛列傳》雲往東來的“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漢書·地理誌》亦謂倭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又謂南洋諸國“武帝以來，皆獻見”。從外國來漢的使者，很多也是假借“貢獻”為名的商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由於外國商人的大量到來，“殊方異物，四麵而至”。主要有羊毛、象牙、珊瑚、琥珀、寶石、香料、黃金和其他貴金屬。
當時，由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和新疆通往中亞等地的道路分南北兩道：南路經敦煌、鄯善（新疆羅布淖爾南麵的石城鎮）、於闐（新疆和田）、莎車等地，越蔥嶺（帕米爾）可到大月氏（在媯水流域，今巴克特裏亞地）、安息（今伊朗）等國。北道經敦煌、車師前王庭（高昌，今吐魯番附近）、龜茲（庫車）、疏勒（喀什噶爾）等地，越蔥嶺到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費爾幹盆地）、康居（今撒馬爾罕以北）、奄蔡（今哈薩克斯坦境內），由奄蔡南下，可達安息，由安息向西可達大秦（羅馬帝國）。經這兩條道路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故稱“絲綢之路”。至今在絲路沿線仍不時有漢代絲綢出土，可見當時絲綢貿易之盛。為了適應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需要，漢政府還修築了令居（甘肅永登西北）以西的道路，沿途設置亭障，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的往來。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因置使者護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同時，漢政府又在首都長安槁街上設立了專門接待外國使者和商人的“蠻夷館”，由大鴻臚主管。
漢代的對外貿易雖以通往西域諸國的陸路貿易為主，但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歐洲、南亞及其他諸國的海外貿易也有相當的發展。到東漢時，海上貿易更為發達，此時中國與歐洲的大秦（羅馬）已有了直接的貿易關係。《後漢書·西域傳》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隨著漢代對外貿易的發展，中亞、西亞等地的動植物及其飼養、栽培方法也相繼傳入中國。同時西方的文化藝術也不斷東漸，豐富了中國人民的文化生活。總之，漢代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與對外貿易的發展有著直接關係。
市場和物價管理漢代的各大城市和郡城、縣城都設有固定的商業區域“市”且均是由官府設置的。如高帝六年（前201）“立大市”，惠帝六年（前189）“起長安西市”。在較大的城市，一般設有多個市，如前文指出當時長安就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史書上所稱東西兩市，係分別泛指東三市和道西六市而言。另外，長安還有“言不二價”的直市，太學生交換家鄉土產、經傳書籍的槐市和市郊的長陵小市等。酒泉之市也有“東市”“西市”之別。
漢代的市肆建築及組織，均承襲前代。市的建築包括有圍牆、市門、列肆、廛、市隧和市樓等。從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看，當時的市場大多呈正方形。市的周圍建有圍牆，稱作“癛”，四麵各設一門以供出入，稱作“癝”。
漢代市場由“市令”或“市長”主管。其下設市吏、市掾、市嗇夫等人員。長安東西市規模較大，特設市令，受京兆尹節製。
與先秦及秦代一樣，漢代市場上出售的商品也須用標簽注明其價格。當時稱其為“題署物”。實行這種製度的目的，一方麵便於官府對商品的價格進行監督和管理，另一方麵也是為了便於交易活動的進行，使買者能夠迅速地了解商品的價格。
貨幣的繁多漢代貨幣繼承秦製，仍為黃金與銅錢並用。但漢代銅錢，特別是西漢銅錢因屢次改鑄，故種類極為繁多。銅錢雖仍以兩、銖重量為名，但名稱已逐漸和重量脫節，大多名實不符。
據《漢書·食貨誌》載，漢初本用秦代半兩錢，高祖劉邦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因其薄如榆莢又名“榆莢錢”，重約三銖，隻及秦錢的四分之一，但其文仍為“半兩”。於是物價飛騰，米石萬錢，馬匹百金。呂後二年（前186）曾行“八銖錢”，六年（前182）又行“五分錢”。文帝時，以“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同時，又以當時商業日益發展，貨幣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於是“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一時私鑄之風大盛。但民間所鑄之錢大都輕重懸殊、幣值低劣，不但造成錢法混亂，而且也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為此，漢武帝於建元六年（前140），廢文帝時的四銖錢，另鑄三銖錢，重如其文。不久，又於建元五年（前136）廢三銖錢，恢複四銖錢（半兩錢），但仍無法杜絕私鑄。為徹底解決幣製問題，漢武帝於元鼎四年（前113）在水衡都尉官下設均輸、鍾官和辨銅三官，專門負責鑄造錢幣。同時下令“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從此中國的貨幣鑄造權和發行權完全集中於中央政府。武帝以後直至平帝時的七八十年間，士大夫中曾出現官鑄與私鑄的爭論，也有過數次改幣建議，都未能改變五銖錢的通行。據統計，從元狩五年（前118）初鑄五銖錢到平帝元始中（1-5），共計鑄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王莽統治期間，廢棄五銖錢，並在短短數年中進行了四次幣製改革，先後鑄造了三十餘種不同質地、不同式樣、不同單位、不同比價的貨幣，造成了幣製的空前混亂。東漢建立後，光武帝聽從馬援建議，於建武十六年（40）重新恢複五銖錢。當時的五銖錢重如其文，輕重、大小適宜，“天下賴其便”，通貨一直比較穩定。
黃金貨幣在漢代社會的使用也極為普遍，尤其是在皇室貴族們的經濟活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漢代皇帝動輒以百斤、千斤乃至萬斤黃金賞賜臣下。如漢武帝在元朔六年（前123）曾一次賞賜大將軍衛青黃金二十餘萬斤。貴族官府所藏黃金，更是驚人，如梁孝王死後，府藏餘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時，省中藏黃金六十匱，每匱萬金。漢初黃金繼承秦製，以鎰為重量單位，不久即改為“斤”或“金”（約合今250克），每斤十六兩。據《漢書·食貨誌》載：“黃金一斤，直錢萬”。即一斤黃金，值一萬個銅錢。但實際通行中有漲落，如《九章算術》中有黃金1斤值9800和6350錢的記載。漢武帝以前，漢代的黃金貨幣仍以戰國時期就已出現的圓形餅金為主要形製。從考古發掘資料看，漢代餅金上麵常有記錄重量、方位以及天幹地支和姓氏方麵的刻文，也有人根據其形狀而稱為“柿子金”。到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又出現了兩種金幣麟趾金和馬蹄金。1980年在陝西鹹陽還發現了武帝時期鑄造的金五銖，形製與銅五銖一樣，但這種金五銖僅作為宮廷賞賜等用，不具流通價值。此外，漢武帝時還鑄行“白金三品”即銀幣，雖流通不廣，很快就廢止了，但卻是“我國法定銀幣的濫觴”。
除金屬貨幣外，西漢時期，布帛仍被作為貨幣使用，但主要用於賞賜和賑濟，且以“匹”為單位，不像秦那樣有比較嚴格的尺寸規定。西漢末年，天下大亂，“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實物貨幣由此複興。東漢建立後，雖然恢複了五銖錢，但銅錢已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地位，銅錢的數量已較西漢大為減少，黃金作為貨幣也幾近銷聲匿跡，而縑帛等實物則日益起著主要貨幣的作用。可以說，東漢的貨幣製度是以布帛為本位，實物貨幣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