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周秦漢唐的商業也逐步發展並在唐代時達到高度繁榮。其突出表現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模日益擴大，商業大都會不斷增加，商業管理日趨完善，商業及商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等。商業的發展，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周秦漢唐文明的發展水平。
一、西周的商業
商業的初步發展盡管在遠古部落時期就已出現了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活動，但中國古代真正的商業活動卻是從商代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當時不但已出現了專門的商人，而且還出現了商業活動的專門場所——市，以及商品交換的媒介物——貨幣。從文獻中商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的記載以及在商王朝的統治中心殷墟出土的來自外地的龜、貝、玉、珠寶等物品看，商代各地間已經有了商品交換關係。
西周的商業，由於史料不足，尚不能窺其全貌。從《詩經》“賈用不售”“抱布貿絲”等詩句看，西周時期的商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已有了比較密切的關係。“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則說明了經商具有很高的利潤。西周實行“工商食官”製度，商人與百工一樣，均屬於奴隸主貴族。總之，西周時期的商業雖然有了初步的發展，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仍是相當有限的。
西周末年，隨著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工商食官”的製度逐漸遭到破壞，出現了一些不屬於官府的獨立商人，而且還具有相當的社會力量。
市場的設置與管理西周時期，在較大的都邑中都有官設的市場“市”。所謂“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左祖右社，麵朝後市”，說明市場是城市建築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這種建築規範，在中國古代社會，幾乎被一直遵循著。西周市的設計和管理有嚴格的規定。市是城邑內一個特殊而獨立的區域。其四麵設門，稱作“癛癝”，市內分設各肆門。市門、肆門均有專人看守，開閉的時間有嚴格的規定。另外，《周禮·地官》還記載了把市場分為“百族”貿易的大市，批發交易的早市和小商小販參加的零售市場。當時的市場實際上可能並不這樣規範化，但卻反映了市場種類逐漸增多及專業化的趨勢。
貨幣的出現隨著商業的初步發展，作為商品交換媒介的貨幣也隨之出現了。就現有資料看，中國古代最早的貨幣是貝幣。貝原產於南海和東海，它最初是作為貴重裝飾品傳入北方，到商代才開始當作貨幣使用。商代甲骨文中貝字和從貝的字很多，所有從貝的字都含財富、珍貴或貯藏之意，說明貝已具有普遍的貨幣作用。貝一般用索穿連成串，以朋（10貝為1朋）為計量單位。西周時期，貝仍然是通用的貨幣。
作為貨幣的貝在周代墓葬中也有出土。1932-1933年，癟縣西周衛墓群共出土3472件天然貝，這批貝大多貫穿著和殉葬品放在一起，這樣大的數量不可能僅是裝飾品，而應是當作財貨來殉葬的。近年在洛陽和西安的西周墓中也出土了大批天然貝。由於商品交換的發展，天然貝已不能完全滿足人們對貨幣需求量日益增長的需要，因此，西周時期還出現了玉貝、石貝、陶貝、骨貝以及銅貝。
二、秦國及秦王朝的商業
商業的迅速發展據文獻記載，早在秦穆公時代，秦國就已有商人出現，說明當時的秦國就已有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但那時的商品經濟的作用和影響還相當有限，秦國的商業活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也落後於其他國家。進入戰國，當關東諸國集市貿易日趨頻繁，規模逐步擴大，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的時候，秦國卻實行嚴厲的抑商政策，極力限製商業活動。在商鞅變法的法令中，隻重耕織與軍功，推行獎勵耕戰的政策，貶斥商業活動是“事末利”，明文規定“癠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乃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秦始皇統一全國後，繼續推行“上農除末”的抑商政策。盡管秦國實行嚴厲的抑商政策，但由於農業、手工業生產水平的提高以及交通日益便利，秦的商品經濟在戰國末年仍出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商品生產的規模日益擴大，商品交換活動日趨活躍。
戰國末期秦國商業的迅速發展，在《史記》等文獻中有比較全麵的記載。如司馬遷說：“山西（指秦國所屬地地區）饒材、竹、？、癡、旄、玉石”，同“山東”“江南”等地出產的眾多物品一樣，都必須“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由此可見，商品生產及商業活動已在秦的經濟生活中占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史記·貨殖列傳》雲：“關中自氵開、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裏，……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上引材料，直接或間接反映了秦國與全國各地的商業聯係已非常密切、廣泛，商業交換活動也十分發達。
秦及秦王朝商業發展的另一標誌是出現了不少亦工亦商的大工商業者，他們經營的業務從采礦、冶煉、鑄造、煮鹽，到囤積居奇，進行私人壟斷和放高利貸，既有列肆販賣，也有遠程貿易，活動範圍極廣，獲利甚豐。
除大小私家商賈外，秦政府也直接經營商業。如秦惠文王時，就在成都設有鹽鐵官，從事鹽鐵經營。
由於商業的發展，秦國還出現了鹹陽、櫟陽、雍等比較有名的商業城市。鹹陽自秦孝公十一年（前350）成為秦國的都城後，逐漸發展擴大，至統一前夕，它不但是秦國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又“徙天下豪富於鹹陽十二萬戶”，使鹹陽成了富豪大賈的彙集之所，鹹陽也因此成為了全國最大的商業都會。
市場及管理秦國正規市場的出現，始於秦獻公時期，即《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獻公七年（前378），初行為市”。實際上早在這之前秦國就已經有了集市貿易。“初行為市”應當看做是秦國官方設置市場、推行市製的開始，也就是以法令形式正式明確了城市商業活動的合法性。
秦國的雍城、櫟陽、鹹陽及郡縣城內都設有官府建造的“市”。秦實行集中市製，即把市放置在城內一個固定的區域，集中管理，限時限地，區別品類。對此，考古資料有明確的反映。20世紀80年代在陝西鳳翔秦都雍都遺址內發現的一座從戰國早期到秦漢之際的“市”建築遺址即典型實例。經勘測，這個市遺址是一個近似長方形的全封閉空間，四麵圍以夯牆，每麵均有門。門上有門樓（市樓），總麵積34030平方米。
秦市的管理機構名為“市亭”。以亭嗇夫擔任市政長官，負責征收市租、稅收及維持秩序等市務。市內店鋪分類排列，稱“市列”或“列肆”。
貨幣的廣泛使用與借貸的盛行秦國的貨幣主要為銅錢和黃金。秦惠文王二年（前336）“初行錢”，是秦國官方鑄造銅錢的最早記錄。在這之前，貨幣多為私人所鑄。秦錢采用周製，為圜形，中間有圓孔，錢上有“半兩”銘文，故稱“半兩錢”。由政府統一鑄造和發行，禁止民間私鑄，同時用強製辦法硬性推行官鑄貨幣，不論精粗，強令民間使用。如《金布律》規定：“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考古發現的秦半兩錢的形製也極不統一，有大有小，有輕有重，有厚有薄，與秦律所記載相符。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廢除了關東各國的布、刀、貝等幣，以秦半兩錢統一了全國的幣製，並且將錢的形式由圓形圓孔改為圓形方孔，使中國的主要貨幣銅錢的形式從此固定下來，直到清朝末年為止，沿用了兩千多年。這種形式的貨幣還影響到鄰近各國，如日本、朝鮮、越南、印尼、緬甸等。在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中稱錢為“孔方兄”，也是由此而來的。
除半兩錢外，秦國還鑄行過“兩甾錢”和“文信錢”“長安錢”。
黃金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黃金的單位為斤、鎰。斤是16兩，鎰是20兩。秦統一全國後，規定黃金為上幣，單位為鎰。1963年在陝西閻良武家屯，發現八塊刻有各種記數字紋的金餅，每塊淨重五市兩，應是當時流通中的黃金。
從出土的雲夢秦律中還可知，布帛在當時仍具有貨幣作用。《金布律》規定：“錢，十一當布。其出入錢以金、布，以律。”為了流通方便，還具體規定了作為貨幣的布的長、寬和質量：“布袤八尺，福（幅）廣二尺五寸，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銅錢和布帛在流通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三、兩漢的商業
商業的繁榮兩漢是我國古代商業最繁榮和興旺的時期之一。
漢初，由於政府對商業采取放任政策，給商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史稱：“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隨著商業的迅速發展和興盛，社會上出現了不少腰纏萬貫的富商大賈，他們“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連“封君”都要對他們“低首仰給”，可見當時商人勢力之大。漢武帝時雖然采取了嚴厲的抑商政策打擊商人，但商人並沒有被消滅，商業也沒有被扼殺，不久又都興旺起來，甚至連王公貴族也加入到商人行列，利用其特權經商謀利。如成帝時“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為奸利者。”
由於經商最易發財致富，故經商成了人們最熱衷追求的一種職業。“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在此觀念影響下，人們紛紛“背本趨末”，兩漢社會出現了經商的熱潮。對此，王符《潛夫論·淫侈篇》中有精彩的描述：“……今舉俗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遊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什於末業。……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在此，王符的本意是在提出“務本者少，遊食者眾”的社會問題，但無意間卻為我們描繪了漢代商業空前繁榮的生動景象。
關於兩漢商業發展的具體情況，文獻記載頗詳。如《史記·貨殖列傳》載：“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上述記載反映了商業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正是因為有了商業，各地的各種特產才能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並在全國範圍內成為富貴人家的“奉生送終之具”。《貨殖列傳》的其他記載還表明，當時市場上流通的物品，有很多本來就是作為商品而生產的，而且商品生產的規模也極大。
兩漢的商品貿易與戰國相比也大為繁榮。盡管“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所莫不通，得其所欲”，但由於受交通及運輸條件的限製，那些體積小、價值高，便於攜帶的奢侈品成了商人逐利販賣的重要對象，並在整個貿易總額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奢侈品不僅包括諸如玳瑁、珠璣之類的珍奇地方特產，同時也包括那些曠日費功、價格昂貴的手工業品，如高級絲織品、漆器及金屬製品。
商業都會的大量出現兩漢商業繁榮，也表現為商業城市的大量出現。
早在戰國時期，商業城市即已隨著水陸交通的開發和商業的發展紛紛出現。到了漢代，由於轉運貿易的日益發達，除了原有的大都會仍保持其固有的興旺和繁榮外，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商業城市。這些新舊大小都會，都比過去更加興旺和繁榮。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和成都都是具有全國性規模的商業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