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誌，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誌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隻是為己。（《語類》）
又說：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複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語類》）
有人問科舉之業妨功否？晦庵答道：
程先生有言，不患妨功，惟恐奪誌。（《語類》）
晦庵以為科舉本沒有什麼累人之處，但是因科舉而奪誌，那就有累於人了。所以他特別看重持誌兩字。他說：
為學先須立誌。誌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誌不定，終不濟事。（《學的》）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誌不立，直是無著力處。隻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誌不立之病。（《學的》）
又說：
孔子隻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誌矣。誌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悠悠便是誌不立。（《學的》）
立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是須要下一番堅卓不拔的功夫，因為“才悠悠便是誌不立”了。隻有立誌的人，學問才可以次第著力，假使“誌不立，直是無著力處”。所以晦庵認為持誌也是致精之本。這是對於晦庵所說“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誌”的解說。晦庵看重讀書，正是看重窮理，也就是他的致知的功夫。
以上說明了晦庵致知的功夫。
再次，我們要研究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晦庵看重涵養，看重致知，同時也看重力行。他說：“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學的》）
又說：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語類》）
涵養、致知和力行，隻不過是一件事體的幾個階段，所以晦庵認為“須一時並了”。不過同時我們也要知道，知比學重要，行又比知重要。然而“知”和“行”終是不可偏廢的。晦庵說：“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學的》）
又說：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雲：“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但隻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語類》）
為什麼說“論先後，知為先”呢？晦庵說：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學的》）
又說：
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學的》）
“力行其所已知，勉求其所未至”，這是告訴我們知然後能行。所以晦庵肯定地主張“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語類》上有兩段說明力行的話，頗切實：
時舉雲：“如此者，不是知上功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隻是硬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隻是見聖賢所為，心下硬愛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力行，不重“硬行”，及重“當行”。“硬行”，是由於不明道理，“當行”，則能見得道理。所以一個知得不實的人，當然要行得無力了。為什麼又說“論輕重，行為重”呢？晦庵說：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學的》）
聖賢心事，今隻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學的》）
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學的》）
聖賢心事，不是一種空洞的話語，是他們在力行裏麵，所得到的實際的經驗。假使我們僅僅在紙上看聖賢的心事，那一定要錯看了。我們要把聖賢所說的話語，拿來力行，就自家身上推究，才能看出聖賢的心事。所以晦庵認“曾子之學，力行之意為多”。晦庵說明自己講學的態度是這樣：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底人，做得個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語類》）
“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這是一種力行的功夫，隻有在力行裏麵，才能夠真有所得。所以他說：
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乃是文義之事實。（《語類》）
因此晦庵下“行”的定義說：“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語類》）又說：
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學的》）
“存之於中謂理”，是就涵養而言；“得之於心為德”，是就致知而言；“發見於行事為百行”，是就力行而言。晦庵認“行”是“發見於行事”，是“行之於身”，可見晦庵也很看重行。晦庵對於力行提出三個意見：第一是反躬，第二是務實，第三是存天理、去人欲。反躬是力行的功夫，務實是力行的要件，存天理、去人欲是力行的目的。晦庵說：
反躬以踐其實。（《學的》）
原來反躬的目的，是在踐其實。有人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晦庵答道：
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核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核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分，不可不察也。（《學的》）
格物致知，是一種為己的功夫；博物洽聞，是一種為人的功夫。前者“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而以“反身窮理為主”，當然是“知愈博而心愈明”了；後者“不核其表裏真妄之實然”，而以“徇外誇多為務”，當然是“識愈多而心愈窒”了。所以晦庵說：
讀書不可隻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隻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隻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語類》）
“讀書不可隻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始得，這正是晦庵看重“反躬以踐其實”之處。但是反躬的功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他說：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功夫。若隻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隻是功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是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才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了，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語類》）
體察存養，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體，最是一件大功夫。晦庵說：
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曆變履險而不易。（《學的》）
這種存、發、用、守的功夫，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怎樣才可以做到呢？晦庵認為隻有收斂身心之一法。他說：
人常須收斂個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語類》）
又說：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且個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語類》）
在晦庵的意思，是叫我們收斂身心，都在義理上安頓，能夠使精神常在這裏，硬著筋骨去擔負重擔。所以他特別看重反躬，看重存養。無怪他說：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語類》）
晦庵的力行的功夫，是非常看重務實的，我們隻要看他臨終時的一番談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務實的精神。
朱子疾且革，諸生入問疾。朱子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率下堅苦功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學的》）
“相率下堅苦功夫，牢固著足”，這是晦庵的務實的精神，也是晦庵的成功的秘訣。晦庵曾自白讀書用功之難：
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隻在毫發之間，才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語類》）
何以晦庵要如此地自苦呢？他說：
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功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功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語類》）
原來晦庵之所以務實，晦庵之所以自苦，都是由於他的那種“牢固著足”，“做至鈍底功夫”的精神而來。所以晦庵對寒泉之和昌父兩人辭別時的贈言，隻有務實兩字。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講論隻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功夫。”未幾，複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語類》）
昌父辭，請教。曰：“當從實處做功夫。”（《語類》）
但是怎樣才能做到務實的功夫呢？晦庵提出“克己”兩字來。他說：
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隻教人克己複禮。到克盡己私，複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個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聖人說克己複禮，便是真實下功夫。一日克己複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於一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語類》）
有人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晦庵答道：
也隻要存得這個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語類》）
“克盡己私，複還天理”，“存得這個在，克去私意”，這是晦庵所時時牢記著的。所以力行的功夫，結果不得不歸結到他所主張的“存天理去人欲”上麵去。他說：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語類》）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盡長進在。（《語類》）
人隻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語類》）
天理和人欲，是不能夾雜的。天理存，人欲亡；人欲勝，天理滅。我們做功夫的要點，就在於對此天理和人欲的界分上，能夠立得住腳，加以一番體認省察的功夫，然後有所長進。所以他說：
《動箴》“曠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學的》）
但是天理和人欲之分甚微。他說：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學的》）
天理人欲之分，隻爭些子，故周先生隻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語類》）
惟其天理人欲之分甚微，故不能不看重一個幾字。惟其辨別此幾微之分的天理人欲，不可不早，故不能不看重一個豫字。晦庵說：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學的》）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學的》）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才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學的》）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學的》）
戒懼，是“豫”字的功夫，是要防之於未然，目的在於“全其體”。謹獨，是“幾”字的功夫，是要察之於將然，目的在於“審其幾”。“豫”字是一種靜的功夫，所以看重存養；“幾”字是一種動的功夫，所以看重省察。晦庵說：
存養是靜功夫，省察是動功夫。（《學的》）
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學的》）
天理是心之本有的，屬於靜的方麵，所以看重“存”，所以晦庵主張“存天理”。人欲是動而後生的，屬於動的方麵，所以看重“節”，所以晦庵主張“去人欲”。他說：
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學的》）
又說：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