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肯定其合理性方麵，還應深刻分析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理解上的局限性，即在社會主題變化的情況下對“結合”的前提要素的更深思考。筆者認為，造成這一局限性的根本原因是由於中國的時代背景沒有發生變化，即當時仍處於革命年代，中國曆史主題不變使得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這兩個前提要素的正確性未受到挑戰。當曆史駛入1956年，中國的時代主題和基本國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曆史主題的變化要求理論的創新，要求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進行新的理論提升，因此，總的說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理解上的局限性表現——把對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與什麼樣的中國實際相“結合”、如何“結合”並“結合”的如何——等一係列問題的理論僵化，使毛澤東在具體實際“結合”中誤入歧途。我們如何走出毛澤東的歧途，首先就要吸取革命時代毛澤東最本質的精髓，那就是實事求是，用中國現實政治層麵的需求為最大價值取向來衡量“結合”的前提。因此，要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固然承認毛澤東的“結合論”的閃光之處，即強調在實踐中雙方的結合，但其中對概念的不夠完全明確化，我們應作出正確的本質規定。因此，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必要對其重新界定，在這一方麵，現在已有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界定，諸如“整體論”“過程論”和“大視野比較論”等不同觀點，它們在不同的視角上都有其界定的優勢。但是，筆者認為要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本質的是離不開講中國具體的實踐，因為任何一項最偉大的理論成果，它都是在實踐中產生，是在解決當下曆史的主題中產生並不斷得以深化的。正如陳先達在他的文章中寫道：“離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就不可能也不需要用馬克思主義來‘化’中國，而不用馬克思主義來‘化’中國，就不可能對中國革命、對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他強調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形成的基礎作用。因此，有必要突顯實踐的地位。筆者認為以實踐為視角我們來重新梳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才能真正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才能更好地揭示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斷之因。在這一方麵，李建光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含義做了一個新的界定。他認為：“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化，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踐科學化，即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創立發展的基礎上，實際地係統地解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鞏固與創新發展問題而獲得的實際發展過程。”這一界定，在突顯其實踐創新的基礎上，更突顯社會主義新的實踐主題，生動地展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總之，實踐視野下對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理解的局限性的重新審視，指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理解的局限性，是理解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斷的一把鑰匙。
二、毛澤東實踐觀的局限性
眾所周知，毛澤東實踐觀的成熟是以1937年《實踐論》的發表為標誌。在長期的實踐探索中，毛澤東積累了豐富的革命經驗，掌握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重大突破。表現在毛澤東創新性的用實踐的觀點把認識論中的一係列基本問題貫通起來，奠定了認識科學化的基礎。他說：“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這一係列實踐理論的成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實踐中中國化的產物，為毛澤東在1938年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正是以實踐為切入點，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隨著曆史的繼續前進，毛澤東思想的內涵不斷擴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駛入良性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