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漆調蘭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起，就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但作為一種全黨理論的自覺，是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開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就是指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而推進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實踐過程。縱觀中國共產黨80多年的曆史過程，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的創始人和奠基者。在革命時期，毛澤東堅持反對黨內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在中國革命的艱苦鬥爭和摸索中，製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和基本綱領，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基本建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社會性質、曆史主題和主要矛盾的根本變化。如何應對變化了的實際，如何應對新的實踐主題，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新的實踐，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共八大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又一次達到新的高度。遺憾的是，中共八大的路線並沒有貫穿下去，此後的第二年，毛澤東就作出了與八大思想路線截然相反的結論，致使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步入真正的異端。為什麼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在成功運行幾十年卻再度陷入困境？關於這方麵研究成果頗多，視角也較為廣泛。諸如從當時國內外環境、毛澤東本人的價值取向、製度不健全、傳統文化的負麵影響等多方麵進行理性審視。筆者認為，吸取國外學者沃馬克的研究方法“有機解釋法”來解讀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斷之因，是一種可行的分析方法。正如馬啟民教授分析道：“‘有機解釋法’的優點就在於突出強調實踐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的作用，由於實踐的變化，形成了不同的階段，在各個階段上麵臨新的目標、任務，毛澤東思想在內容上有新發展。”因此，以實踐的視角來分析毛澤東思想的發展，以實踐為視角來分析其中斷之因，是一種對實踐的強調，這也是對沃馬克研究方法的極為肯定與運用。再有，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在實踐中能夠創新。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的持續發展，必須在活生生的實踐中推動，在實踐中不斷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因此，對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中斷之因的研究需放在實踐的視野中，才能全麵的挖掘其真實原因。筆者認為，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斷之因以實踐為視角，主要有兩大方麵原因。其一是實踐視野下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理解的局限性；其二是毛澤東實踐觀的局限性。
一、實踐視野下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理解的局限性
毛澤東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有了一個明確界定。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界定首先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結合，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具體應用，是以實踐為出發點，是以對中國現實政治層麵的正確分析為最大價值取向的。在毛澤東的視角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涵中兩個前提要素的界定是正確的，即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指南，強調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與王明的教條主義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國情的把握上，也就是中國的具體實踐上也是正確的，因為毛澤東用了20年的實踐探索，對中國國情的體悟也是深刻的。因此，正確的兩個前提要素在實踐中的“結合”使得毛澤東在革命年代成功實現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偉大創新。總的說來，毛澤東視野中的“結合論”，在現在看來也是很有深度的。正如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陳家付指出，毛澤東的這種“結合論”就是要在中國的具體時空背景中，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理論形態、理論生長點和理論實踐力量的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