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毛澤東雖在實踐觀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觀的理論創新，但是當時主要是針對教條主義的錯誤，是社會主題沒有變化的前提下，注重從認識論角度分析實踐的主要性，使認識走向科學化。但在新中國成立後期社會主題變化了的情況下，實踐觀上的局限性便突顯出來，這種局限性表現在兩大方麵：第一，如何在實踐觀上更好地與唯物史觀連接起來，正如薑濤指出：“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史觀的同鉤，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高度統一，”而不僅僅是認識論中的突破，即麵對變化了的現實曆史，需要實踐觀上的新的突破，尋找一個新的實踐模式成為當務之急。這一點毛澤東沒能突破，雖然他時時刻刻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但由於實踐模式的僵化，仍然繼承革命年代的實踐模式，使得毛澤東很難有新的發展。關於毛澤東實踐的模式，美國著名學者湯森在他的《中國政治》一書中指出，西方學者對毛澤東逝世前20年中所持續推行的毛澤東主義的總結，我認為比較客觀。他指出：“首先，其目標是國家獨立和自力更生，朝向自給自足以避免經濟和政治上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其二，尋求全麵發展，強調農業部門，該部門在迅速發展過程中最可能落後，他提倡中央集權化，以刺激地方增長和積極性，並指導資源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地區。其三，他強調大眾動員和參與，以此作為達到社會、經濟和政治目標的手段；他把群眾運動對於官僚程序和機構所造成的不穩定效應看做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也以類似的態度看待伴隨著將這種群眾運動的做法神聖化而來的知識和技能的貶值。其四，他堅持繼續革命，認為反複的、有可能是暴力的鬥爭對於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是必要的，這種複辟傾向甚至有可能在黨內產生。正確的意識形態——絕對的獻身於集體主義、平均主義和共享的社會——是革命成功的關鍵；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之，並把這種意識形態作為評價人物及其行為、社會和文化表現的首要標準。”雖然湯森在書後麵緊接著分析了這種觀點的分歧，指出毛澤東後期對以上的觀點進行了不同的修改，但筆者認為毛澤東的根本框架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沒能從根本上突破他實踐觀上的局限性。第二，在新的實踐模式的基礎上，實踐活動的運行機製還要求良性發展，即確立實踐目的和實踐方案；實踐主體依據目的方案通過一定的手段作用於客體；完成和評價實踐活動的結果；並根據實踐結果修正實踐目的和實踐方案，從而達到對實踐活動本身進行反饋調節。實踐進入一個良好的運行軌道，還要求改變傳統的實踐觀的由理性認識如何再度轉化為實踐的單一模式，“實踐——認識——實踐”。正如許全興指出的應把這一單一模式分解為“實踐——理論的觀念——實踐的觀念——實踐”。顯然毛澤東在實踐的運行機製上沒有新的突破，表現在他所采取實踐方法的失誤、實踐重點的偏差、依靠實踐力量上的失誤，實踐觀念的弱化等方麵，使他沒能實現所預期的實踐目標。同時，毛澤東也沒能夠在理論中更好地闡述由理性認識如何再度轉化為實踐，理論上的不成熟直接導致實踐的局限性，因此毛澤東在晚年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之中。他在努力改變實踐的負效應，但收效甚微。因此，麵對新的曆史主題，毛澤東實踐觀局限性的突顯，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
總之，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的一度中斷，使我們黨的社會主義事業遭到破壞。但應從他的失誤中總結經驗教訓，使之成為寶貴財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勇敢地正視並吸取了經驗教訓，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進程再度開啟。因此，在新時期要求我們繼續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用創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隻有這樣，才能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才能源源不斷的產生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