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耿瑩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有六處提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字眼：過去五年最大的成績歸根結底就是“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新時期最突出的標誌是與時俱進，而體現在思想上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堅持不懈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那麼，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得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在我們黨內，毛澤東同誌最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從中國共產黨正反兩方麵的實踐與曆史經驗來看，什麼時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解決得好，我們的實踐就成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進展順利；什麼時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解決得不好，我們的實踐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失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多走彎路甚至走向歧途，躊躇不前。因此，研究1956-197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開拓，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麵揭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既是驗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意義，又是引起對今天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反思。
一、1956-197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定位
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實踐的結合，經曆了六十多年。在這個過程中，有兩次曆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是最先提出“兩次曆史性飛躍”論斷的出處。十五大報告進一步論述了這“兩次曆史性飛躍”。那麼，在兩次飛躍之間，即從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段，是一個什麼情況呢？對於在1956-1978年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曆史進程，大致有這樣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龔育之認為，“這一段是第一次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飛躍的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思想有新的發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後來又出現了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毛澤東同誌本人在1956年提出過第二次結合的任務（吳冷西《十年論戰》第23頁）。事實上從這時起，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有了新的開始，如果探索順利成功，第二次曆史性飛躍就應該從那時算起。因為新的曆史任務、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任務已經提出來了嘛！然而，那個探索走了大的彎路，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失誤，所以不能說‘第二次結合’‘第二次飛躍’已經實現。但是，從1956年起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無論取得的成功還是走過的彎路，無論正麵的經驗還是反麵的教訓，都為第二次飛躍做了準備。”
第二種觀點，認為自上世紀50年代末之後的20年來，由於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使“左”的教條主義重新籠罩了中國天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也因此而中斷，曆史的重任落到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肩上。
筆者認為，從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段，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曲折階段。
二、1956-197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探索
（一）1956-197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停滯表現
1957年下半年以後，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上，明顯地開始陷入誤區。從主觀上說，毛澤東是希望在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和規律。然而，由於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產生了許多誤解，結果偏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航向，既違背了他的初衷，也與他一貫強調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有機結合的原則不相符。理論上的誤解必然導致實踐的差錯，從而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極大的損失。這些偏離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