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同”的社會理想與“共產主義”的價值追求吻合
“共產主義”一詞是外來的，但建立一個類似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在中國卻古已有之。從較為係統地闡述理想世界的《禮記·禮運》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從孔夫子到洪秀全，中國的仁人誌士們對這一理想進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異質同構，在心理層麵上有重要的契合點，是中國社會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向往共產主義社會，接受社會主義學說的深層原因。20世紀初我國最早接受並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來理解共產主義，而且也把共產主義看做道德的要求、倫理的必然要求。1878年，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西國近事彙編》認為“共產主義”就是“均有無”“貧富均財”；1880年同文館畢業生紀鳳藻通過翻譯英國法思德《富國策》把“社會主義”一詞用“均富論”介紹到我國；早期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梁啟超和劉師複等人也把“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的“大同”混為一談。梁啟超說：“中國古代井田製，與近代社會主義，同一立足點”。
孫中山亦言：“井田之製，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而居，又共產主義之矣。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共產主義與中國“大同”理想之契合，被他一語道破。中國文人修齊治平的傳統，最終要落實到平天下。平天下者，“大同”也。實現“大同”，對社會是最高進化目標，對個人是終極價值的肯定。正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在最高目標和終極價值的同構，使中國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欣然接受了社會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根萌”，是由早期共產黨人通過傳統文化和民族傳統心理中“大同”社會理想作為橋梁來培植並推進其傳播的。
（二）古代“民本”主義思想與曆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相通
中國傳統文化關於“民本思想”可謂獨樹一幟。《尚書》就指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明確指出民眾、國家、君王三者間的關係。明清時代，一些思想家又將“民無不為本”發展為初步的民主思想，黃宗羲在《原君》中指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在黃宗羲看來，君主及其臣僚們應當是天下的仆役，民眾是君臣們為之服務的主人，可以說這一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大發展，構成了中國曆史上民主思想的發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認為勞動群眾是人民群眾的主體，勞動群眾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社會存在和發展最終的決定性力量，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最偉大的客觀物質力量。“群眾路線”的提出，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的一代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著眼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相結合的結果，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和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相結合而得以成功地實踐，正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典型的類似馬克思主義觀點，這些類馬克思主義觀點為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精華的結合提供了契機和可能性。正是著眼於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精華的結合，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毛澤東科學地概括出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這條群眾路線，使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偉大作用得以真正的發揮。
（三）優良民族精神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文化支撐
在上下五千多年的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自強不息、求真務實的民族精神。
首先，愛國主義與自強不息的精神為馬克思主義傳播提供不竭動力。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精神支柱。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也是一部中華兒女的愛國奮鬥史；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馬克思主義契合了先進的中國人急切尋找中國社會發展目標、探尋改造中國社會道路的文化心態。它是作為不同於中國固有文化的另一種新文化，作為一種新的價值標準和精神信仰而被中國先進分子選擇和接受的。正是通過分析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艱巨、複雜的事業，是伴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而不斷發展的。正是這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等奮發有為、自強不息的傳統精神支撐、激發黨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創造著一個又一個為世人矚目的人間奇跡，不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升到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