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從傳入中國就開始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人也努力將作為外來文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新文化運動期間，李大釗與胡適進行“問題與主義”爭論時就指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他的實境。”在此，李大釗強調了研究主義的重要性，也提出應“本著主義作世紀的運動”。而陳獨秀在《馬克思的兩大精神》中也強調馬克思有兩大精神，一是“實際研究的精神”，二是“實際活動的精神”。並主張學習這兩種精神“幹社會的革命”。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並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意識領域內的指導地位以後，“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其中所謂的“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刻板、機械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將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俄的經驗當做金科玉律，在具體實踐中動輒拿馬克思主義本本來，這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許多表現。教條主義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簡單否定思維方式和局限性所導致的，同時年輕的共產黨完全沒有任何革命實踐的經驗，且馬克思主義創始者也沒有講過馬克思主義要與本國的曆史文化相結合，所以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過程中，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會提出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的問題。因此，教條主義以僵硬、刻板、機械的態勢阻擋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給中國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可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中國傳統文化仍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曆史任務。魯迅在1934年發表了《拿來主義》的著名雜文，該文章對吸收外來文化的問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正確主張：拿來主義。首先魯迅認為從鴉片戰爭以後的中西文化交流都是在中國被迫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他認為：“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即認為應以民族主體精神，對待外來和古代的文化，加以占有、挑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並在此基礎上有所創造。魯迅的文化主張得到了毛澤東同誌的高度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1937年陳伯達、張申府、胡繩等倡導的“新啟蒙運動”所受到的強烈反應就是魯迅的文化主張在知識界擴大影響的表現。“新啟蒙運動”提出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而這個新文化應該是以科學的方法，即“唯物、客觀、辯證、解析”的方法總結和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和民主傳統的。張申府在《五四運動與新啟蒙運動》中寫道：“如果說五四運動引起一個新文化運動，則這個新啟蒙運動應該是一個真正新的文化運動。所創造的文化不應該隻是毀棄中國傳統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應該是各種現有文化的一種辯證的或有機的綜合。一種真正新的文化的產生，照理是由兩種不同文化的接合。”“這個新啟蒙運動的文化運動應該不隻是大眾的，還應該帶些民族性。”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而此時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則成為中國先進分子向往之地，大批先進文化人慕名前往，這樣延安的文化運動工作隨著源源不斷的文化主體的加入而不斷加強、深化。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第23期刊登了《現階段的文化工作》，作者尖銳地指出“過去的新文化運動，外國的氣味實在太重了，這是它不能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原因”，提出“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中國化”。而艾思奇早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就在《哲學的任務和現狀》一文中提出“開展哲學的中國化、現實化運動”，並認為“過去的哲學隻做了一個通俗化的運動，把高深的哲學用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這在打破哲學的神秘觀點上，在使哲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也知道注意哲學思想的修養上，是有極大意義的，而且這也就是中國化現實化的初步”。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正式提出是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同反對王明教條主義直接相關。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和糾正王明右傾錯誤，確定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豐富的含義：一方麵馬克思主義者曆盡千辛萬苦用中文表述了外文的馬克思主義，並且用中國通俗語言、生動例子來解釋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進而宣傳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麵，馬克思主義者自身要求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的現狀和曆史，從中得出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而且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文化相結合，在全會上毛澤東號召黨的幹部在研究理論和現狀的同時要研究中國曆史，繼承中國優秀的思想文化遺產，用以豐富馬克思主義。“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新文化的中國化”在1937-1938年的延安文化界已經成為一種共識。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發表《我們關於目前文化運動的意見》（1938年5月4日）指出：文化運動“疏忽自己民族的曆史，疏忽自己民族的特點，或者不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弱點，這是錯誤的。”陳伯達在《論文化運動中的民族傳統》中說：“我們的群眾的文化運動就不但需要‘中國化’，而且還要加上‘地方化’，我們還要能善於具體的利用各地方的文化形式，以適應於各地方民間的需要。”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利用、吸收，不能隻停留在“語言形式”，而是指“有中國內容的形式”，即“民族形式”。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文化思想，至此逐漸由大眾化介紹走向中國化介紹，這種循序漸進、由被動變主動的動態過程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先進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能力不斷成熟的過程。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就能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於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還是一個新的課題和任務。在對待這個新的課題的態度上，中國共產黨人片麵過，走過彎路，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使中國革命受到重大的挫折和打擊。這反映到思想文化領域則是各種名目繁多的學派、各種五光十色的思潮的相互撞擊所形成的百家爭鳴的局麵。正是在經曆了這些嚴重的挫折，付出了重大代價後，在與教條主義錯誤作鬥爭的過程中才於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馬克思主義不僅要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而且還要與中國的曆史和傳統文化相結合。因而，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的關係來看，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主要表現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正是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才會更新發展，中國民族文化才會萬年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