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對舊禮教、解放個性、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引起了中國“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孫中山），在徹底反傳統思想指導下，不但喊出了徹底反封建的口號，而且鮮明地舉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五四運動是“西學東漸”之風的高潮，也將如何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論爭推向高潮。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中共醞釀成立之際，世紀之交的中西之學以“東方文化派”和“西方文化派”的新陣勢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戰。前者又稱為“本位文化派”，是19世紀末的“國粹派”，在形式上取代了清末的守舊派和“中體西用”派，倡言國學，抗拒“醉心歐風”的西化派，與新文化運動相抗衡，成為一股縱橫20世紀始末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以新文化運動早期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和歐化的自由主義者為主的“西方文化派”其代表人物是陳獨秀、胡適等，他們以針對袁世凱複辟帝製與尊孔讀經、康有為倡立“孔教會”尊孔複古等行為，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張接受近代西洋文明來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陳獨秀寫道：“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和兩存之餘地。”
五四運動在猛烈抨擊儒家文化思想的同時，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如新村主義、工讀互助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等思潮在中華大地上紛紛亮相，這破除了對自由探索的各種桎梏，形成一個各種新思潮百家爭鳴的局麵。隻有在這樣的黃金思想時代，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得以迅速傳播。俄國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分水嶺。新文化運動的陣營逐漸發生分化，出現了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以什麼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論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早期激進民主主義者逐漸接受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以胡適為代表的歐化自由主義者則力主學習歐美的文化，“走英美人的路”，成為全盤西化論者，拋棄中國舊文化，全麵接受西方科學文化。這次論爭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也推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昭示馬克思主義促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二）選擇馬克思主義
通過對社會曆史進程、國內變革的分析，通過對各種文化、社會思潮和主張的反複比較，先進的中國人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新文化運動的結束表明以資產階級民主文化為核心和主體的文化變革的終止，胡適等人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思想水平，而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接受蘇俄馬克思主義，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轉而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觀。而當時介紹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是用於指導革命鬥爭的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這對於當時的危機，當時急切尋求挽救民族危亡之路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黑夜裏的一盞明燈。李大釗說：“我們唯有一麵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行動；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一經傳入中國，表現出來的是與中華文化的對立。我國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文化，反映的是以家族為基礎的農業經濟。而馬克思主義是現代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產物，是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體係，與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時代性、階級性上是根本對立的。“外來文化也必須和固有的文化適合，故必須兩方調和。所以文化思想的移植，必須經過衝突和調和兩個過程。”但“聰明的智者確往往與外來文化思想之初，就能知道兩方同異合不合之點，而作一綜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傳統文化持簡單否定的態度，也有人采取辯證態度。在李大釗在中華大地高舉社會主義旗幟、明確了社會主義道路之後，瞿秋白則把這一方向明確化了。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文明”才是東西文化共同的方向，“社會主義文明是熱烈的鬥爭和清明的勞動所能得到的，人類什麼時候能從必然世界躍入自由世界，那時科學的技術文明便能近於藝術的技術文明。”1923年郭沫若一方麵宣明“馬克思與列寧終究是我輩青年所當欽崇的導師”，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可與讚同；另一方麵則提醒“我們既讚揚古希臘文明，同時又不能忘情於我國的傳統”，“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吮吸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在秉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下，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文化，這無疑是種正確的思考維度。
青年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認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製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說道：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毛澤東從曆史認識到，外來的學說要在中國紮壤，不僅需要適合當時中國社會需要，而且還有中國化，具有中國氣派和作風，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毛澤東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從而形成批判地繼承的態度。他對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論進行了堅決的批判，指出：“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同時他還一直強調：“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
（三）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相通之處
以反帝愛國為主題的五四運動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規模傳播的直接導引，馬克思主義自此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要潮流之一。而隨著革命的不斷擴大和深入，馬克思主義不但深入中國革命實踐，而且也深入到中國文化，並逐漸與之融合，直至革命勝利後成為中國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這種外來文化在中國大地上能夠生根、發芽，有兩方麵原因：一方麵是廣大先進知識分子和早期共產黨人的艱辛開拓，對中國傳統文化探幽發微，積極探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點，並使之成為現實的可能。另一方麵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兩者之間存在著契合點和生長點，即兩者的共同之處，相通之點。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趨向於現代化的需要而不得不向西方學習，並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在西方建立現代化並將現代化作為全球性擴張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對於西方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反思和批判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是反西方的西方文化，它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力爭把人從現代化所造成的異化中解放出來。而中國文化也有注重現世生活的入世傾向，兩者都關注人的現實的生活世界。而馬克思主義強烈的批判性和實踐品格，使得具有注重踐履精神的先進的中國人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就會產生強烈共鳴，從而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予以認同。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開始融合的要素在於：唯物論方麵，中國傳統文化素有唯物論傳統，荀子、王充、王夫之等都是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傑出代表；在辯證法方麵，老子、《易經》、程頤等哲學家的思想也閃耀著辯證法的光輝；在社會理想方麵，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有相似之處；在社會結構模式方麵，中國傳統的“家族”共同體結構和倫理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以及集體主義有相通之處。
正因為兩者有如此的相通之處，作為兩種異質文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才可能在碰撞的過程中走向融合，並在先進中國人的艱辛探索之下，整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