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張榮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前理論界的熱點和前沿問題之一。眾多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著大多是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革命和建設實踐結合的角度來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的,而往往忽視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一麵,從而造成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理解的不全麵。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號召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全麵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背景,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對於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有著重大的意義。
一、鴉片戰爭後新文化運動前中華民族文化的騷動
(一)鴉片戰爭引起“大變局”
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一脈相承,以博大精深、浩瀚如海著稱。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是一個穩固的封建社會,其意識形態領域占主導地位的是儒學,這是一個建立在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之上的思想文化體係。這種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小農經濟意識和封建專製文化在中國漫長曆史過程中可謂根深蒂固,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因而當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以咄咄逼人的態勢向東方擴展的時候,中國卻以其曆史鑄成的慣性和自尊,力圖維係其封閉格局。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殖民主義者用堅船利炮擊碎了中國封建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在與西方列強交戰中,清王朝節節敗退,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都受到威脅。隨著資本主義經濟侵入,中國自然經濟統治局麵開始瓦解,而建立在該經濟結構上的中國傳統文化也隨之遭到破壞,文化危機和民族危機共存。
在西方文化的衝擊和“堅船利炮”的裹挾下,中國社會被納入“世界曆史”的框架和體係中,一些先進的中國人也認識到西方列強東來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因而,在“西學東漸”之風再度盛行、中西兩種異質文化的衝突和融合過程中,以儒學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與西方的文化碰撞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意味著中國傳統社會思想文化體係開始瓦解,“華夏中心主義”開始幻滅,國家主權觀念逐漸產生,對民主製度的崇尚、改革國內弊政的要求以及民眾生活方式變化、價值觀念等現代性觀念開始萌發形成。從某種意義上說,鴉片戰爭促成中國封建文化向半封建文化的轉變,同時也促成了中國傳統文化開始現代轉型。而那個時代主題決定了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變化都是圍繞著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國社會這一時代主題而展開的,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不斷衝突、滲透和整合的曆史。
(二)中西文化的“交手”
鴉片戰爭開啟了先進中國人的民族自覺性和激發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族精神,諸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主義精神,“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等。於是在這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在敏感地意識到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及一些製度觀念的先進的同時也看到了西方列強的強權和不講公理;西方列強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開啟者,是老師,但他總是侵略中國,蹂躪中國,是強盜;這些先進的中國人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既有崇洋媚外、賣國求榮、民族自卑感等種種表現,又帶有“祖宗之法不能變”的封建衛道士頑固守舊的種種痕跡;他們在理智上學習西方,卻又在情感上留戀中國傳統。就是在這種矛盾的思想鬥爭下,在中西差異下,在實踐上開始學習西方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這些先進的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機開始作出各種初步的嚐試。於是,在中西文明的衝突、交流、激蕩的過程中,中華文化也開始從封閉的僵殼中部分解脫出來,麵對著廣闊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納西方近代文化的新鮮養料。
林則徐、魏源率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文化改良思想,“師夷長技”開始改變過去那種封閉的、保守的文化觀念,承認至善至美的傳統文化中也存在不足,而且通過西方的“長技”來加以彌補。這在中國文化封閉的體係中打破了一個缺口,推進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也意味著開始了中國文化近代化曆程。而後的洋務運動“采西學”“製洋器”,將西方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相繼引進中國的同時,西方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近代教育和政治思想也進入中國。“師夷長技”和“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都認識到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是對中西文化差異最早的反應模式,也涵蓋了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認識,但是兩者均試圖引進西方物質層麵的文化,以期實現西方物質文明與東方製度、思想觀念的統一。甲午戰爭後,一些進步知識分子開始對封建專製政體的合理性產生置疑,並進而反思中國政治和文化,以康有為、梁啟超、嚴複、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思想家,在承繼洋務派激進思想基礎上,第一次全麵提出富強之道,不僅限於學習西方科學和技術,而且還要學習西方的比較健全的政治製度,主張在製度層麵引進西方文化。不得不承認,對於西方文明的估價從器物層次到製度層次是一種進步。而後的辛亥革命不但成功地實現維新人士主張的效法西方政治製度和體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中西文化和政治體製的融合,提出了“五權分立”製的民主共和國方案。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過度依賴,辛亥革命既未鏟除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統治的根基,也沒有改變中國深層的社會結構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因而在最終意義上是失敗的。
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悠久的東亞文明傳播中心來說,西方衝擊在傳統知識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的回應是文化回應,即引起東西兩種不同文化體係的衝突。這就是關於東西文化觀論戰的由來,這場論戰圍繞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從自強運動開始以來,一直延續不斷,在新文化運動中達到一個高潮。大體上,在新文化運動前,在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上,中國士人的認識基本上停留在以“中學”(中國傳統文化)為主,“西學”(西方近代文化)為輔的“中體西用”論的階段上。不管是在實踐層麵,還是在思想領域,這些先進人士都隻是在中國傳統思想的框架下來認識世界的大變局和中國的大變局的,即使向西方學習,也是在一種排外、非外的心態和思想情緒支配下被迫進行的,而變革的前提是保持國家根本,即傳統體製不動。
到20世紀初,對待中西文化學術的態度出現了極端的思想傾向,一端是“醉心歐化”,一端是“保存國粹”。前者認為西方什麼都是好的,“尊西士為聖神,崇歐人為貴種”(《論中國對外思想之變遷》,《警鍾日報》1904年6月21日),後者認為中國什麼都是壞的,“則一石一花亦加輕薄”(《噩夢聲論》,《河南》第8期)。國粹派則一般認為儒家倫理綱常的禮教思想是“經世之具,至精至粹,至可寶貴者”。這樣以極端的態度對待西方文化是有失偏頗的。當然也有中國士人能正確對待這一問題。魯迅在當時就提出了:“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另立新宗。”(《文化偏至論》,《河南》第7期)意在引進和吸引西方新思潮的同時要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做到融會貫通,創造新文化。嚴複也認為對中西文化應采取融會貫通態度,“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
總之,自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近80年間,中華民族在不斷向西方學習,探索中華民族自救和強國富民之路,但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要麼全盤拒絕和否定,要麼全盤拿來和吸收,總之不能正確地對待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為救亡圖存,為富國強兵,先進的中國人仍在不斷探索和努力。
二、新文化運動至抗戰前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一)新文化運動以後抗戰之前中國思想文化局麵
從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到20世紀“五四”運動,中國近代真正進入了舊意識形態的慢慢終結和新意識形態開始確立的過渡期。在這個時期,以傳統儒學為主導思想的格局被打破,中國思想界多元歧出,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後,各種五光十色的“主義”開始在社會舞台上廣泛流傳,各種名目的政綱、政論、宣言遍布報刊,甚至各種政黨組織也競相宣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