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她的文化的形成是56個民族不斷的交流融合的結果，也是和許多國外民族交流融合的結果。中華民族文化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民族之同化融合”。這個特點決定了中華民族文化在主導思想的規範下，不同派別、不同區域、不同民族之間的思想文化相互滲透、交流、融合，使得中華民族文化兼容並包、多樣統一。
（一）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文化、多區域文化不斷交流、融合的結果
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成果。秦統一中國，改變了春秋戰國時期“五方之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原華夏）共構天下”的局麵，促進了中華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隨後漢與匈奴的交流與融合；五代十國時期匈奴、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建立政權，使中國的邊緣地帶的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得到進一步的交流融合；唐朝時期漢與藏族、宋遼金元時期少數民族與漢文化的融合；到明清時，蒙、滿、回、漢等各民族和睦共處都大大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國這種長期以來的各民族文化之間交流融合的結果就產生了具有強大的兼容並包性與極強融合力的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多區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中華民族文化自產生開始，就由於地域寬闊，地形複雜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區域文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以地域和風俗習慣形成了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和秦文化等多種文化體係，秦統一六國後，各種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中華民族文化。隨後，由於地域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加強了對西域的控製和管理後，西域文化也逐漸被當時的主流文化所吸收、融合，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正是因為其極強的兼容並包性和融合力，才保持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遠流長。
（二）中華民族文化不僅是中國境內的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同時也是和國外各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
從遠古時起，幾乎是從一有文化起，中華民族文化就有外來的成分。中國古書上說：“有容乃大。”中國人民肯於並且善於吸收外來的好東西，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隻要對我們有利，我們就吸取。海納百川，所能成其為大。我們能吸收各種文化，所以才創造出這種光輝燦爛的具有兼容並包性的文化。如中世紀對佛教文化的吸收和近代對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吸收，既反映了中華文化底蘊的深厚又反映了這種文化對外來文化具有強大的本土化能力。
佛教，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在中國廣為流傳固然是因為它能與中國傳統思想相協調，但從另一個方麵也可以說明中華民族文化具有很強的兼容並包性，如果沒有這個原因，佛教傳入中國並得到發展是不可想象的。中華民族文化不僅消化了外來的印度佛教文化而形成了嶄新的學說——宋明理學，使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中華民族文化對佛教的吸收和改造遠遠超出了宗教的範圍，而廣泛滲透到各個領域，如語言文字、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建築學等。中華民族文化對印度佛教如此成功的吸收融合，充分顯示了其開放性和極強的兼容並包性。
明清之際及其隨後的西學東漸，不僅證明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極強的兼容並包性，而且給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預熱。
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輸入，開始於明末清初之際，是由傳教士帶來的，中國也隻能被動的接受。由於當時中國社會宗法專製的堅固和倫理文化傳統的深重，西方文化傳播的範圍比較小，一般僅限於中國社會的上層。後來中國開始閉關鎖國，西學對中國的影響幾乎中斷。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厲害，開始主動學習西學。他們試圖引進西方器物層麵的文化，以期實現西方物質文明與東方製度、思想觀念的統一。產生於19世紀40年代的文化改良思想以及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就是這樣一種努力。甲午戰爭後，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由於對戰爭失敗的反思，開始對封建專製政體的合理性產生了質疑，進而開始全麵審視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維新派和革命派開始著眼於政治製度的變革，進行製度層麵的文化改革，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260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主主義思想得到廣泛傳播，使人們的精神和思想獲得空前的解放。五四運動前後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化運動達到了新的高度，國人開始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馬克思主義。
西學東漸使國人思想逐漸解放，為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使其一經傳播，就容易被國人所接受。
三、文化符號轉換中的中國化因素
曆史上，外來文化中國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完成文本的翻譯，即“文化符號”的轉換。“文化符號”的轉換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話語的轉換和詮釋的中國化。中華民族文化是一個有著五千年傳承的高勢位文化，曆史上在與境內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多是用譯詞解讀外來文明，並通過這種意譯的方法，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並把它轉化為自己文化中的有機部分。文化符號轉換中的中國化因素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第一，語言符號轉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一個先在的語言文字學上的文化背景。
中國人最早接觸的馬克思主義，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國的近鄰且同屬於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早期從事西學東傳引入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日本學者都有著深厚的中國文化修養和中國國學基礎，日譯術語幾乎全是意譯詞，當年日本學者盡量避免用音譯直接搬移西學範疇，這就不能不依賴於對漢字詞源的熟練掌握和理解程度，即：日本人在對西文原意的消化吸收則必須依賴於漢語單詞意義，然後才能完成向日文的轉化過程。日本學者當年在翻譯馬克思主義原著時，也盡量采用中國古代經典中的現成術語，例如：“革命”出於《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形而上學”出於《周易·係辭》“形而上者謂之道”之說。上述詞彙、術語、概念或範疇主要是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直接從日本借取來的，但最早都源於漢字。由於日譯馬克思主義術語源於漢語字意，在他們創造性地進行語言文字符號的翻譯轉換過程中，無論是使用經典的漢源原詞還是采用日文的片假名，既能做到盡量忠實於西詞原意，又能做到盡量在漢語古文獻中尋找對應詞語和範疇。這樣，致使馬克思主義從傳入中國的那天起，就對中國讀者造成了一種文化上的親和力，從而有利於中國人在較短的時期內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發揮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