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視野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2 / 3)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傳統文化的代表,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從沒有動搖過儒家思想的權威。在這個過程中,孔子的儒家學說逐漸成為了整個封建專製文化的精神支柱,它無處不在,不但融入了中華民族漫長的曆史當中,融入了國民的信仰、風俗等細微層麵,更成為判斷一切的價值標準。麵對儒家學說的絕對權威,一切其他新的思想學說都被視為異端邪說,對於儒家學說稍有懷疑便被說成“離經叛道”。而新文化運動則向這個禁錮中國人民兩千年的思想根源發起了衝擊,對於兩千年來神聖不可觸犯的封建專製思想發動了猛烈抨擊。陳獨秀等新文化的倡導者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猛烈抨擊以孔子為代表的“往聖前賢”,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動搖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打開了新思想湧流的閘門。

特殊的曆史背景使得新文化運動肩負起了批判封建傳統文化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雙重曆史任務。如果說早期的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在於高揚民主科學的大旗而向封建專製主義和封建倫理道德發起猛烈的衝擊,將廣大中國人民從封建愚昧的枷鎖中解脫了出來,那麼,十月革命後的新文化運動,在整個世界社會主義和民族運動高漲的大背景下,它則不能不擔當起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任。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入中國以前,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民主”的理解隻能停留在資產階級“人權說”之上,因而,對中國的根本出路提不出科學的方案。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對於這些激進民主主義者來說無疑振奮人心。雖然他們還不能夠正確隊識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但已經意識到這次革命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變化。從他們當時的認識水平出發,對十月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表示了極大的關切和同情。從那時起,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直接銜接起來,推動了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型,新文化運動後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登上了曆史的舞台,促進了中華民族新的覺醒。五四運動後,隨著各種思潮的湧入,馬克思主義通過在中國的三次論戰,逐步在爭鳴中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在傳播馬克思主義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探索,將傳統文化因素融入馬克思主義當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萌芽

當早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時,他們已經不自覺地開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因為作為一種外來理論,麵對情況不盡相同的各國革命,它絕對不可能被完全照搬並加以套用的。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逐漸成熟,黨內開始逐漸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而中共早期領導人和理論工作者也開始了自覺不自覺的探索,這些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把握的先進知識分子在探索中將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一)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曆史貢獻

李大釗是中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十月革命勝利後,他熱情頌揚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在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論著中,李大釗詳細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並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中,第一次全麵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深刻認識到“馬克思的學說是真正拯救中國的導星”。五四運動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胡適等人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質疑甚至否定,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對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經驗的總結,是建立在歐洲文化傳統基礎之上的,而他們認為歐洲文化和中國文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對於這種謬論,李大釗敏銳地認識到了這是想借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來否定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因此,李大釗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結合的必要性方麵和他們進行了爭論,在這個過程中,雖沒有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但其實質卻是一樣的。另外,李大釗運用中國樸素唯物的辯證觀和曆史觀,結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二)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曆史貢獻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在新文化運動初期,他還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陳獨秀逐漸認識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轉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從那以後,他開始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劃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對象和任務、革命的動力等方麵,陳獨秀都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作出了正確或者比較正確的論述,並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時,注意結合民族文化,做到通俗易懂,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民眾中的影響。陳獨秀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功績和影響之大是舉世公認的,毛澤東曾說陳獨秀對其的影響“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在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實際情況中造成了一些失誤,但這是我黨在幼年時期、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步階段由於缺乏經驗所不可避免的,作為一個外來文化,馬克思主義既要根植於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要符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陳獨秀作為我黨幼年時期的領袖,顯然是難以把握這一點的。

(三)瞿秋白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曆史貢獻

瞿秋白是李大釗和陳獨秀之後中國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傑出代表之一。他1920年參加了李大釗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同年以記者身份前往蘇聯采訪,親眼目睹了蘇聯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欣欣向榮的景象,並在其間完成了一個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1923年回國後,瞿秋白通過編譯、出版馬恩列斯經典著作、創辦中共中央刊物等形式,積極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傑出貢獻。因為其深厚的理論功底,瞿秋白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麵比李大釗、陳獨秀更係統全麵。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往往能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深入到解決具體問題的層麵,並用簡單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所以很能引起大家共鳴。他認為“應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並且認為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取得勝利,革命必須有廣大農民階級的參與,中國革命是一場有血的革命。這些正確論述,對於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次飛躍——毛澤東思想的成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