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陳獨秀的“反傳統”、胡適之的“全盤西化”又把中國人對西方的學習推向了另一個極端。陳獨秀發動新文化運動就是要打破幾千年來禁錮人們思想的傳統文化。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他看來“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方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二者根本相違，絕無調和折衷之餘地。”當時提倡自由主義的胡適同樣主張全盤吸收西方文化，他說東方文明“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這種“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心態，雖然存在著諸多問題，但無疑對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中國人對西方的學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五四前後達到了頂峰。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文化的一支得到了初步的介紹和傳播。1920年，蔡元培先生在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西洋的社會主義，二十年前，才輸入中國。一方麵是留日學生從日本間接輸入的，譯有《近世社會主義》等書。一方麵是留法學生從法國直接輸入的，載在《新世紀》周刊上。後來有《民生》周刊簡單的介紹一點。俄國廣義派（即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後，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多了起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見這一類的題目。”可見，社會主義是通過東（日本）、西（西歐）、北（俄國）三個渠道逐步傳入中國的。早期的社會主義傳播又主要是從前兩個渠道傳入，以西歐為最早，以日本影響為最大。
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後，清政府派崇厚率團赴法賠禮道歉。隨行的翻譯張德彝，目睹了巴黎公社起義，並將這些見聞寫進了遊記《三述奇》。這是中國人最早接觸和了解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見證。1876年，郭嵩燾出使英國，寫成《使西紀程》一書，把西方政黨分為君黨、民黨，認為兩黨又各分為三派，民黨中有一派“主通貧富上下，養欲給求通為一家，不立界限”，“統貧富無分，金帛皆公用之”。隨郭嵩燾同行的參讚黎庶昌在《西洋雜誌》一書中，明確提到：“索昔阿利司脫”（即“社會主義”音譯）的主張及實踐，談道：“其黨甚眾，官紳皆有之，散處各國。”不難看出社會主義的信息最早是由清政府的外交官、譯員從西歐輸入的。
在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是基督教團體——廣學會。1899年，廣學會所辦的《萬國公報》連載了《大同學》一文，稱馬克思為“百工領袖”，稱他的學說為“安民新學”或“養民學”。梁啟超援西學入中學，對社會主義的傳播也津津樂道了一陣子，這在他的《幹涉與放任》《論俄羅斯虛無黨》等一係列文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1896至1897年間，孫中山倫敦蒙難之後在英國逗留數月。在此期間，他為了尋找革命理論，大量地閱讀各種書籍，接觸到了社會主義的內容。他認識到：“工業革命並沒有使西方社會所有的人都得到好處。”“對西方的首次訪問，為他此後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對抗打下了基礎。”的確，倫敦之行是孫中山了解社會主義，認識歐洲革命的極好機會。宋慶齡說：“孫中山在倫敦蒙難期間，開始萌發了社會主義思想。雖然他還沒有能夠區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西方某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理論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盡管如此，他心裏已逐漸明白，資本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20世紀初，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達到了新的高潮，具體表現為留日運動的空前發展。1901年至1905年間，留日學生中譯書團體相繼成立，翻譯和介紹有關社會主義的著作蔚然成風。譯自日文的評介社會主義的著作主要有八種，其中影響最大當屬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該書不僅肯定《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並認為社會主義時代的到來為時不遠，是應翹首以盼的幸福。梁漱溟就是在讀了幸德秋水的著作之後，才開始熱衷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宣傳馬克思主義的。
可見，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抑或其他社會階層，他們的政治立場、價值觀念、觀察角度雖然有較大的差別，但對西方社會主義理論都有濃厚的興趣，均作過介紹與宣傳。盡管這些介紹顯得零星與分散，但這些有識之士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卻給20世紀初的思想界輸入了新的活力。人類曆史的發展是一條相繼不已的長河。包括思想領域在內的一切巨大變革，都不會在一夜之間突然降臨，總是會有若幹先行的步驟。它最初也許隻是涓涓細流，並不顯眼，但這些步驟終究是不可缺少的。“中國之近代社會思想幾於完全為中西文化接觸之產物。”馬克思主義概莫能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在西化過程中邁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盡管這一步還不那麼堅實，但它對以後馬克思主義在華的傳播，無疑起著開辟道路的先行作用。
三、中西文化的比較選擇對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影響
在西化過程中，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認識達到了新的水平，能夠站在更高的角度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選擇。恰在此時，震驚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一戰把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暴露出來，使世人為之驚愕，引起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資本主義製度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釗在大戰即將結束時說：“此次戰爭，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其文明之價值不得不加以反省。”
一次大戰慘絕人寰的事實，使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誇大西方文化的弊端，力主中國文化“複興說”。1920年，梁啟超發表《歐遊心影錄》，對近世以來的西方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一戰之後西方文化已陷入絕境，而東方文化或者可以拯救世界。本來在此之前，梁啟超向中國介紹了許多西方文化，並且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指摘。但一戰後，梁啟超在批評西方文化之餘，又對中國傳統文化大加肯定。他呼籲：“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的破產，衰衰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們超拔他們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用他的精神保佑你哩！”梁啟超還說：“近來西方學者，許多都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到些調劑。”梁啟超《歐遊心影錄》的發表，無疑是對五四時期“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反動。當時，胡適也不得不承認它有著相當的影響，他說：“自從《歐遊心影錄》發表之後，科學在中國的尊嚴，遠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門的老先生很高興地喊著‘歐洲科學破產了’，梁任公這樣說的。”
文化界的另一巨匠梁漱溟在1921年夏作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表現出了對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一種理性的批判。他認為應當引進西方文化，讓“科學與民主”也在中國得到充分發展。他明確指出：“（科學與民主）這兩種精神完全是對的，隻能無批判無條件地承認……實在是當今所急，否則，我們將永遠不配談人格，我們將永遠不配談學術。”梁漱溟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時，主張保留中國原有的文化精神。他認為，西方文化發展到近代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到了必須改造的地步。在梁漱溟看來，西方文化事實上已經出現了改變的勢頭，如研究的重點已由自然、物質方麵轉向人文、精神方麵。西方文化中的這些變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精神是一致的。據此，他認為中國文化在不遠的將來定會複興。可見，梁漱溟文化觀的基點是考慮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如何重新把中國文化精神恢複和發揚起來。
“二梁”所提倡的“中國文化複興論”加速了在文化上“西方”的分裂，中國人學習西方的選擇性明顯增強了。一戰前，多數中國人無論是主張向西方學習還是反對向西方學習，都基本上把“西方”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人自己打起來了，“不少中國人才發現‘西方’在分裂，在破產，已不是一個整體。”“西方”的分裂，使中國人開始意識到西方模式有好有壞，需要加以選擇，加以改造。毛澤東就曾指出：“東方思想固然不切於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總之，一戰以後，中國人對西方的懷疑產生了，增長了。這種懷疑，促使先進知識分子去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新途徑，為他們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適宜的土壤。
一戰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俄國誕生。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於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毛澤東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先後兩次聲明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取得的權益，這對於深受列強欺淩之苦的中華民族而言，不啻為一種福音。五四前後，中國積貧積弱，作為戰勝國居然不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這激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以至於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刊物《新青年》也表示：“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成了無數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在對列強失望和憤慨的同時，社會主義蘇俄對中國人的吸引力也就愈加突出了，“在‘凡爾賽背叛’之後，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詞句，很快在各界流行起來”。此後，以瞿秋白為先導的大批知識分子奔赴蘇俄考察和學習，以至於身在日本的留學生，如施存統等也非常向往和關注蘇俄發生的事情，認真加以研究和學習。赴歐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也有一批轉去俄國。
從世界範圍看，歐戰暴露出西方文明中固有的弱點，而布爾什維克的偉大勝利則給中國指出了一條新路。五四運動徹底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使中國人民拋棄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走上了堅決反帝的道路。環顧全球，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的，隻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隻有列寧創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反帝思想很自然地就同社會主義聯係起來，使得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更加努力地去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正如瞿秋白所說：“帝國主義的壓迫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