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社會科學院 李衍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的實際問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運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揭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規律，使之成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並最終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前提。深入研究這一曆史前提，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進一步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無疑具有重大意義。本文試從文化視閾對此問題略陳管見。
一、經世致用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影響
經世致用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一種經邦治國的思想。自孔子以來，曆代知識分子都對經世之學進行了闡發和弘揚。例如，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等，都豐富了經世致用的思想。宋明時期，理學、心學盛行，經世學風一時消沉，至明末清初才有所回潮，“清初之儒，皆講‘致用’，所謂‘經世之務’是也”。然而自康雍以後，清朝統治者實行文化專製，大興文字獄，迫使知識分子們謹言慎行，人人自危。梁啟超在描述當時的情況時講：“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於是，經世致用的思想又一次遭到禁錮，學者們隻有“束發舊學，皓首窮經”，一時間考據之學盛極。
至嘉道年間，清朝統治江河日下，嚴酷的社會危機促使一部分知識分子正視現實，對自己的時代進行反思。恰在此時，今文經學開始興起。今文經側重解釋“微言大義”，講求通經致用。清中期以後，莊存與、劉逢祿等人創建“常州學派”，極力闡發今文經的“微言大義”。龔自珍、魏源等人師承劉逢祿，接受了今文經學的熏陶，敢於闡發“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尤其是龔自珍“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抵排專製”。這種新穎的思想對當時的思想界震動很大，梁啟超曾經說：“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興之常州學派，……在乾嘉間考證學的基礎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代表這種精神的人，是龔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這兩個人的著述，給光緒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響。”在今文經學的推動下經世致用思想在清後期得到了複興。
經世致用的思想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精神。這種精神主要包含三個方麵：一是積極入世的精神。入世是經世致用的前提，儒家把現實的社會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舞台，他們勇於麵對現實，積極地介入現實生活。二是極強的參政意識。參政是經世致用的一種具體途徑。儒家具有政治本位的人生觀，要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必須要參與政治，“學而優則仕”是經世致用思想的現實反映。三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事業心。中國知識分子崇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格言，自覺地“以天下為己任”。他們認為：“君子之心，當為國家宣力分憂，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榮辱也。”體現出了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
正是這種經世致用的學風，促使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斷地探索救亡圖存的真理，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提供了學術淵源。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有“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即便是那些“隱者”，也大多是“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為知識而知識的學者少而又少。身為今文經學大師康有為首席弟子的梁啟超，深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自然不會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他早在1902年至1904年間就連續發表了幾篇論及社會主義的文章。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梁啟超提到：“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之個人主義。”在《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一文中，他又一次提到：“麥喀士（社會主義之鼻祖，德國人，著書甚多）之學理，實為變私財為公財之一階梯，而頌揚之。”他還曾預言“社會主義必將磅礴於20世紀”。但他在介紹社會主義時有許多不當之處。例如，他錯誤地認為：“中國古代井田製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他將社會主義曲解為“幹涉主義”等等。梁啟超對社會主義的零星甚至歪曲的介紹，一方麵是受知識和時代的局限，另一方麵也是有著他的主觀目的，有著他自己的“經世”之“用”。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認為：“社會主義學說，其屬改良主義者，吾固絕對表同情；其關於革命主義者，則吾未始讚美之，而謂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後。”顯然，改良派認為社會主義在短期內難以實現，他們宣揚社會主義的目的隻是在於：利用社會主義運動“影響達於全球”的威力去脅迫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改良派宣稱：中國當時“民族主義尚不暇及，何論於社會主義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與聚散大同，而實欲立大同之基地。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專製政體為立憲政體”。可見，梁啟超等改良派知識分子是受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利用社會主義的傳播來為他們的改良主張開辟道路，因此不能說資產階級改良派僅僅是從“更研哲理牖新知”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介紹。
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資產階級革命派。資產階級革命派對社會主義的關注在時間上晚於改良派，在影響上卻大於改良派。1903年，馬君武發表了《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簡介了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史，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的相通之處，最後附有“社會黨巨子所著書記”，在馬克思名下列舉了5本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一張馬克思著作書單。同年，《江蘇》《浙江潮》等雜誌也連續發表了一些涉及社會主義的文章。此時，孫中山正旅居日本，與日本社會主義者有頻繁接觸，西方社會主義思潮對他影響很大。他曾宣稱社會主義“乃弟極思不能須臾忘者”。革命派中另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朱執信，1905年發表了《德意誌社會革命家小傳》，在中國人中第一個為馬克思立傳，並初步闡述了階級鬥爭和剩餘價值學說。應當看到，這些知識分子絕不是單純從知識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介紹，他們的目的是借此實現具有主觀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主義理想，是“想用各種萬應靈丹和各種補綴的方法來消除社會弊病，而不傷及資本和利潤”，是“打算借社會主義的幌子來保持資本主義統治，其實也就是打算使資本主義統治比現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
五四後轉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進知識分子，曾經都接受過傳統的儒家教育。李大釗幼年時就熟讀四書五經，以能文善詩著稱於鄉裏，並曾參加過科舉考試。陳獨秀“少時讀八股，講舊學”，也曾參加過科舉考試，而且還中過秀才。毛澤東雖“不喜歡”，但還是“熟讀經書”。不難看出，這些先進知識分子們的舊學功底十分深厚，經世致用的傳統學風促使他們“位卑未敢忘憂國”，不斷探求救國圖強的真理，最後終於找到了具有實踐品格的馬克思主義。
由上可見，經世致用的傳統思想為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及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知識分子們傳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學術上的動因。它激勵曆代知識分子走出書齋，麵向現實，學以致用，探尋救國圖存的真理並把它運用於變革中國社會的實踐。可以說，無論是資產階級學者還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以“經世”為目的，從“用”的角度來傳播馬克思主義，他們都是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種改造現實的工具加以利用。所不同的是，前者隻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因子，而不惜將馬克思主義閹割、篡改，使其成為自己推行資產階級主張的開路先鋒，最終仍然是要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改造現實。後者則是較為全麵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改造現實，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在這裏，馬克思主義本身所具有的變革世界的革命性和實踐性便彰顯無遺了，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第一天所展現的便是這種革命實踐性格。”經世致用思想的一個潛在要求就是所學的理論具備運用於實踐的現實性。不僅重視解釋世界，而且強調改造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無疑具備了這種現實性。既然馬克思主義暗合了這種要求，那麼它被曆來提倡經世致用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傳播、所接受，從學術角度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二、西化思潮對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影響
經世致用思想為中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學術動因，而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文化的一支，它的具體傳播是在西化過程中展開的。西化思潮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它源於西學東漸以來中西文化的碰撞。
鴉片戰爭的失敗，打破了清朝天朝上國的迷夢。但當時中國人並不承認自身文化的落後，認為所缺的隻是堅船利炮。林則徐、魏源等人首先開眼看世界，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主張學習西方的軍事技術。大約二十年後，洪仁玕、馮桂芬也提出了學習西方的方案。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在“天國”裏流產了，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較大的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明確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數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其觀點十分接近“中體西用”的思想。後來，張之洞在1898年的奏折中寫道：“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既無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正式提出了“中體西用”論，中國學習西方的程度加深了。
但是“中體西用”猶如“牛體馬用”，中西文化不可調和地發生了衝突。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反思。例如，馮桂芬雖然以名教倫常為根本，但同時也認識到了中國“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這就涉及了政治文化層麵，不僅是技藝、器物不如西方了。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詮》更進而提出“人之根本在元氣，國之根本在民情”；“天下之權，唯民是主”。這就觸及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核心問題了。革命派領袖孫中山也主張：“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