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後，在中西文化的比較選擇中，中國人轉向於學習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既代表西方先進文明，又對西方文明極具批判精神，符合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既接受又拒斥的心理。馬克思主義甚至可以被視為中西文明以外的第三種文明。當中學傳統陷入困境，西方文化麵臨破產之際，這第三種文明自然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所矚目。李大釗是最先看到中西文明之外第三種文明的知識分子。在他看來“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這實際上也是李大釗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根源。
以李大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有兩個特點：其一，他們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較中進行的選擇。其二，他們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工具，缺乏係統的理論準備。這樣，就使馬克思主義帶上了許多中國自身的特點，邁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理論，在空間上應當是“千變萬化”的，在時間上應當是“與時俱進”的。任何國家學習馬克思主義都應當使之本地化。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最多隻是一名本本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會成為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時代的局限，五四時期的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了解尚不全麵，但是他們卻能夠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接受、宣傳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至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可遏製地傳播開來了，連當時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在今日中國，仿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
四、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影響
恩格斯認為：“現代社會主義的根源雖然深刻存在於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中，可是它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首先是從它之前已經積累的思想資料出發。”中華民族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與馬克思主義相契合，使中國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時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從而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華的傳播。對此，美國學者伯納爾曾指出：“在介紹西方的社會主義及有關的思想如何傳入中國之前，談談中國的一種傳統思想是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契合了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作出了幾條原則性設想。例如：在共產主義初級階段，消滅了私有製，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製，實行計劃經濟、按勞分配，消滅了階級，國家自行消亡。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有機統一，三大差別消失，男女平等，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社會成員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成為社會、自然界及自己的主人。
大同世界，是中國曆代誌士仁人所向往的理想境界。從《詩經》中“樂土”“樂國”“樂郊”的呼號，《春秋公羊傳》中的“三世說”，《禮記·禮運》篇中對大同理想國的原則設定，到近代洪秀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國”，康有為的“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的“極樂世界”，孫中山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說明了實現大同理想是中華民族的夙願。盡管這些人物對大同世界的描述不盡相同，但基本原則是一致的。這就是：經濟上均平等貴；政治上人人平等；社會生產、生活中，人人勞動，各盡所能；在倫理道德和價值論方麵，崇尚“天下為公”，追求自律、內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比較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大同理想，一方麵二者有本質區別。大同思想認識不到理想社會是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所致，找不到其實現的正確法門，且具有禁欲主義、平均主義的致命缺陷。另一方麵，兩者存在著許多相通之處。如財產公有與生產資料公有製，均平等貴與消滅階級、按需分配，天下為公、群體至上與個人和社會和諧發展等等。既然與共產主義社會框架大致相似，苦於無法找到實現大同路徑的先進中國人一旦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其感覺猶如醍醐灌頂，柳暗花明。
中國的仁人誌士播下了“大同”的龍種，雖然他們未能實現這一理想，但他們收獲的絕不僅僅是跳蚤。中國人講究“格義”，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就是用“大同思想”，去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介紹馬克思學說的文章就是以“大同學”命名的。毛澤東在五四前就宣稱：“大同者，吾人之鵠也。”陳獨秀在談到破除國家這一偶像時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因此他主張中國人民要與“各國思想高遠的人共同組織世界大同”。李大釗也把社會主義比作“大同”。他認為十月革命後，人類奮鬥的目標就是打破種界國界，建立一個“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在十月革命後，很多知識分子都把列寧主張的社會主義理解為世界大同，認為俄國人的主義就是要創造一個大同世界。可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奠定了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華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另一契合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傳統和民本思想相契合。唯物史觀被當時的中國人看做是“新思想的酵母”。它的最直接的貢獻在於在解釋社會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時，擺脫了各種唯心主義曆史觀的束縛，以經濟發展作為基礎來解釋社會的存在，有很強的理性說服力。具有唯物主義傳統的中國人一直有著從社會物質條件及民眾的作用去研究和論證政治興衰、民生貧富的思想學說。例如，“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庶之、富之、教之”，這些話都承認了物質生活是禮義道德的前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有許多“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重民思想，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等。這些思想十分類似於唯物史觀中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的觀點。
比較唯物史觀和中國人樸素唯物主義的哲學思維和民本思想，很顯然兩者有本質的不同。但是，兩者又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正是這些相似之處，使中國人傳播、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有了文化上的認同感。五四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熱情地讚揚唯物史觀，認為“由馬克思尋找出來的唯物史觀，真是思想史上一樁大喜事。”李大釗認為曆史論是整個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離了他特有的曆史觀，去考察他的社會主義，簡直是不可能的。後來他又寫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馬克思的曆史哲學》等文章，對唯物史觀進行了多方麵的介紹。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都較早地接受了唯物史觀。
如前所述，唯物史觀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的強調，十分類似於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先進知識分子也以此為依據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傳播。毛澤東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充滿了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他說：“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小人者，可憫者也，君子如但顧自己，則可離群索居，……若以慈悲為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則彼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其共躋於聖域。”基於這種認識，他呼籲“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李大釗在分析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時，也看到了人民大眾，尤其是農民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出開發農村的事，是萬不容緩的。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們的愚暗，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愚暗；他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們政治全體的通病。”可見，先進知識分子在傳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開始，就十分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
唯物史觀強調物質資料的生產和消費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它能夠從人類社會內部生產力的發展來說明人類社會自身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不僅僅是以生存競爭這種外在於人類的自然現象來類推人類的發展。這樣，唯物史觀就遠遠的優於“叢林法則”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再加上它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契合，先進知識分子無論從情感還是經驗的角度都樂於傳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五、結論
總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因為中國有著適宜馬克思主義生長的文化土壤。“經世致用”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文化淵源，它促使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位卑未敢忘憂國”，不斷尋求救亡圖存的真理，為中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學術動因；近代中國人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後，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口號，五四時期西化思潮達到了頂峰，中國人在西化過程中邁出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戰的爆發、十月革命的勝利，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情感，促使他們對中西文明進行比較選擇，最終選擇了既能代表西方文明又對資本主義極具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唯物史觀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某些方麵相契合，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華的傳播。以上四點，可以看做是馬克思主義在華傳播的文化依據。經世思想和西化思潮使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具備了可能性，一戰後中西文化的比較選擇最終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又成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催化劑，以上因素的綜合使得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