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師範大學 閆琳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代表黨中央第一次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任務，文章對其提出的政治背景進行分析，主要從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經驗對我們革命實踐的錯誤影響、黨內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而產生的“左”或右的錯誤指導、黨內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實踐兩者密切結合並積極與錯誤路線作鬥爭三個部分來對這個問題進行探索，希望能全麵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背景和它所經曆的複雜過程。
一、共產國際以及蘇聯經驗方麵
中國共產黨從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一直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在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共產國際給予了很大的幫助。但是，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本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這種情況自然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時，遭遇到更大的困難。
（一）大革命失敗前夕，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指令中國共產黨開展土地革命，把革命向前推進一步，一方麵向中共中央發訓令，一方麵派代表羅米那茲來中國貫徹這個“決議”。我們應該在肯定正確方麵的同時，也要看到無論在其決議中，還是在羅米那茲的報告和活動中，都存在一些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右和“左”的東西。
在中國革命性質與階級關係問題上。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共產國際決議中提出：“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長成社會主義革命之勢”，“革命遭受了局部的失敗，而推移到新的更高的階段了。”羅米那茲一到中國，就宣傳斯大林在《時間問題簡評》等文章中所謂中國革命“三階段”的理論。他們簡單地把蔣介石看成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把汪精衛看做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認為大革命失敗這兩個階級都已叛變。羅米那茲說：“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即資產階級叛變了）聯合，南昌起義時隻有工農，是兩個階級，中間不經任何停留，不經任何階段，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由羅米那茲起草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說中國共產黨影響大大發展，工農運動迅速發展，並“提出革命的階級要求，使民族資產階級離開國民革命的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的營壘”，“他如今和買辦階級、封建階級的大地主相像”。他在八七會議做報告時還提出：“目前中國已進到土地革命時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國革命到另一新的階段”，“我們應很堅決地不僅反對帝國主義，封建餘孽，並且還應堅決地反對資產階級。”這樣，就把反對資產階級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並列了起來。
在革命形勢與任務問題上，共產國際決議承認中國革命受到挫折，但並未指出中國革命處於低潮，認為現時反動的統治始終沒有穩定，農民正在尋找新的奮鬥方略，並提出：現在我們的黨應盡力號召堅決的鬥爭，“照客觀環境看，有些省份全省的政權可以得到的”，“工農民權革命的政權雖是民主獨裁，但我們仍要做沒收工廠等工作”。他們對形勢的這種“左”的估計逐步發展，到11月就提出中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
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上，羅米那茲主張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使用。在他具體幫助下起草出來的《最近農民鬥爭的決議案》中，隻規定“沒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這些土地給佃農及無地的農民”，而“對於小田主則減租，租金率由農民協會規定之”。他還認為“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
在對待國民黨問題上，共產國際決議規定中共“不退出國民黨”羅米那茲認為國民黨是“多階級的聯合”，“我們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幾個國民黨的領袖上，而要依靠到國民黨的群眾上麵。現在不應退出國民黨，與國民黨破裂時，要在國民革命成功、社會革命時才能提出，現是無有一新的聯合。”羅米那茲和中共中央都主張秋收暴動舉“國民黨左派”的旗幟。
（二）在大革命失敗後對革命前途等問題認識錯誤，導致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共中央統治長達四年之久。立三路線的“左”傾冒險主義主義錯誤，超出了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範圍。共產國際執委作出《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認為“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並派周恩來、瞿秋白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後來，共產國際將立三路線上升為反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王明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等等，造成黨內嚴重的思想混亂。1931年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直接幹預下，中共六屆四種全會在上海召開，改組黨中央。由於米夫的支持，缺乏鬥爭經驗的二十六歲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委員。
（三）抗日戰爭中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戰形勢和國民黨抗戰認識不足。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認為，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比較弱小，中國的抗戰應該依靠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要運用法國共產黨“一切為了人民陣線，一切經過人民陣線”的經驗，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其實，法共的這個經驗並不是成功的經驗。如果共產黨放棄無產階級的獨立自主立場，看不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區別，不是充分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而是處處遷就資產階級，那樣，似乎是為了保持統一戰線，實際上隻是使無產階級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讓統一戰線的命運聽憑資產階級去擺布，最後導致失敗。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以上這些理論和政策，是與中國革命實際不相符的，尤其對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的分析，為後來中共中央的“左”傾錯誤提供了依據。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經驗在某些方麵對我國的革命起到積極作用，由於國情和具體實際不同，比如“城市中心論”等理論在我國是不適用的，但基於我黨內一些領導人缺乏實事求是和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能力，錯誤地借鑒這些經驗，給我黨在革命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二、黨內出現的錯誤
（一）陳獨秀右傾錯誤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北伐期間，以陳獨秀為領導的中央落後於當時的形勢，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在北伐過程中，忽視了軍隊的爭取，片麵地著重於民眾運動”。在北伐出師前，對於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還是削弱蔣介石，這一問題如何解決，沒有進行過真正的討論，很長時間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客觀上就幫助了蔣介石，助成其地位的提高。隨著北伐戰爭的發展，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製。可是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卻不去爭取掌握一部分軍隊和地方政權，指示“此後我們的人力務全用在民眾方麵，萬勿參加政府工作”。此後，又要求在國民軍聯軍中擔任黨代表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隻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幹涉到軍事行政上事”。陳獨秀以為采取這樣的方針，就可以表明共產黨人沒有奪取權力的企圖，使蔣介石放心，使國共合作不致破裂。但蔣介石並不因此而放鬆分裂的部署，結果，當他把一切都準備好了而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力上也難以組織有力的反抗，這是慘痛的教訓。
大革命失敗後，在危急的形勢下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兩個比較尖銳的問題，一是所謂深入和廣出之爭，一個是東征和北伐之爭。所謂深入，就是認為現在革命應該深入，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實行土地革命，鞏固既有的革命根據地，再圖發展。所謂廣出，就是繼續對外發展，土地革命應該等打到北京後再實行。所謂東征就是討蔣，所謂北伐就是進兵河南，討伐奉軍。爭論的結果，鮑羅廷和陳獨秀等堅持的北伐討奉的主張占了上風，這種主張當時被稱為“西北學說”，實質是不敢采取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廣泛武裝工農的果斷措施來挽救革命，而是企圖把革命限製在汪精衛等允許的範圍內，以此來穩定武漢國民黨。正如周恩來後來所指出的，“所謂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開湖南、湖北的農民運動”。持有這種主張的人，表現了對於人民力量的悲觀和對敵人力量的恐懼。他們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麵，而是寄托在同馮玉祥的會師上。馮玉祥後來倒向蔣介石，鮑羅廷和陳獨秀的“西北學說”完全破產，隨後汪精衛也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導致大革命徹底失敗。雖然大革命的失敗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力量大於革命陣營的力量，但是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傾錯誤也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