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開辟以城市為中心，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槍杆子”與民眾運動的結合是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必要前提，“工農武裝割據”則是“槍杆子”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必然產物。毛澤東在湖南瀏陽文家市主持召開中共前委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經過激烈辯論，否定了少數人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的意見，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改變進攻長沙計劃，到敵人控製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立足地的主張。這是毛澤東從革命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擺脫“城市中心論”的開始，也是中國革命從進攻城市轉向農村進軍的戰略轉變的重要開端，既符合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也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正如鄧小平同誌所指出：“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搞革命，我們也是在敵人控製薄弱的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但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用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經過艱苦轉戰，於10月進入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毛澤東選擇這個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群眾基礎比較好；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便於籌款籌糧；地處湘贛邊境，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比較遠，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又存在矛盾，對這個地區的控製力量比較薄弱。在井岡山地區建設革命根據地，健全和發展黨組織，總結部隊從事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擴展為八項注意），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密切了同當地人民群眾的關係，取得了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同時，在作戰方麵毛澤東、朱德把紅軍經驗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是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對紅軍遊擊戰爭起了有效的指導作用。毛澤東的著作《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分析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提出實行這種“工農武裝割據”的意義和經驗，回答了紅軍中有些人提出的“紅旗到底打多久”的疑問。在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各地起義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比較完整的經驗，在廣大革命者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三）反對形式主義和本本主義。在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始終堅持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於革命實踐，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八七會議總方針和中共六大決議，極其艱難地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下井岡山，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提出以農村為中心，並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而鬥爭。在鬥爭中，從實情出發，不僅多次擊退敵軍事“進剿”“會剿”，取得了發動群眾、擴大根據地和發展紅軍的勝利，而且抵製、反對了各種表現形式的教條主義。他所反對的形式主義和寫成的《反對本本主義》，既是自己多年調查工作的總結，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升華。
一是批判形式主義。毛澤東領導革命鬥爭主要是抵製、反對不顧實際需要、照搬外國經驗、盲目執行上級決議和指示的形式主義。毛澤東率部轉戰井岡山，不可能執行中央第二次進攻長沙中心城市的決議，被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指責。毛澤東總結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勝利的成功經驗，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章中，都嚴肅地批評了“不唯實”“不唯上”而造成三月失敗、八月失敗的形式主義。二是批判遠方來的“形式主義理論”。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政治書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時所作的關於中國紅軍要分散、高級幹部要離開紅軍的指示（簡稱二月來信），指令紅四軍分得很散，要朱德、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中央。毛澤東從曆史和環境兩方麵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等14個問題，其中特別批判了從遠方帶來的“形式主義”。三是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結合自身多年調查工作和倡導調查研究的經驗，結合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上級決議、指示開創新局麵的經驗，針對黨內存在的形式主義和“唯上”“唯書”的本本主義，寫成《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所闡述的基本思想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我國的實際相結合，也就是後來的“實事求是”，針對迷信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的觀念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文章主要從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麵的思想路線三個部分，展開說明反對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實事求是對中國革命的正確指導作用。
（四）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遵義會議是以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批判了中央紅軍指揮機關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實行單純防禦的戰略錯誤，決定采取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做了重要發言，尖銳地批評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實行單純防禦、在長征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後不久，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並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會後，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處處主動，於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綜上所述，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對我國革命的指導，既有正確指示和實踐經驗，也有錯誤的決議。黨內一些教條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指示和決議，對中國革命沒有做深入的調查和研究，發生了或“左”或右的錯誤，給我們的革命帶來了挫折，但是這些也促使黨內一些頭腦清晰，善於把握國情和中國革命特點的領導人，從實際出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了一係列正確的方針、政策，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抵製各種錯誤思想的侵擾，最終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會議明確指出：應當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凶惡敵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上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全會號召全黨：“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實際鬥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