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傾盲動與冒險錯誤
大革命失敗後，革命處於低潮，由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極大不平衡，導致主要中心城市仍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當局控製，一些反動勢力薄弱的地區如比較不顯眼的農村地區，可以保存和發展革命的火種。但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沒有正確地認清形勢和恰當地規定鬥爭任務，堅持認為，既然中國社會內部的根本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那麼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隻會處在“一直高漲”中。他們不顧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情況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區別哪些地方有條件發動武裝起義，哪些地方隻能組織有組織有秩序的退卻，而是不顧敵人的強大和大革命失敗後的群眾情緒，到處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組織暴動，甚至在一些敵人控製嚴密的地區舉行毫無勝利希望的起義，以為這樣可以震動全國。並且聲言“輕舉盲動”，想多“保存”黨的力量，“那就是機會主義毒發作，勢必至於阻礙群眾暴動的發展”。他們還采用懲辦主義的手段，對幹部進行錯誤的紀律製裁。據此，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而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並認為“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在一些黨組織力量薄弱而敵人擁有強大武裝的地區，不顧一切地蠻幹，盲目舉行武裝暴動，如無錫暴動，宜興暴動等，但大多被很快鎮壓，使大革命失敗後保存下來的有限力量進一步蒙受重大的損失。
此後，在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對革命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判斷，認為不管是中國革命還是世界革命都到了大決戰的時候，認為“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麵了”，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主觀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幹，隻要大幹，也就是隻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了。堅持“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強調：“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絕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批評‘以鄉村包圍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過去的遊擊戰術’，‘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認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這種錯誤思想雖然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隻有三個多月，但它脫離客觀實際，單憑主管願望或想象，急於求成，使黨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王明、博古等人在李立三之後繼續推行“左”傾冒險錯誤，並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得到具體運用和發展。黨內很多幹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和實踐經驗的準備都不足。當王明等搬出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並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許多人便失去了清醒識別和堅決抵製的能力。他們認為“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左”而是“右”，是“否認了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要求繼續打擊中間營壘，強調推行“進攻路線”。整體上說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堅決，更多理論的裝飾，所以造成的危害也更大。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引起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動，中共臨時中央對此沒有正確的認識，看不到中間派因要求抗日而產生的積極變化，也看不到國民黨內部正在發生的分化和破裂。沒有在新的形勢下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而是強調國民黨政權同蘇維埃政權兩個政權之間的對立，作出“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進行著”，“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的判斷。他們領導城市工人運動時，采取冒險主義的方針，如要求上海等處“盡量用全力來準備各個企業的總罷工”，“‘工農武裝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應該是黨目前的中心鼓動口號”，拒絕采用合法形式來組織工人鬥爭。不顧客觀條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黨組織，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立刻“創造出北方的蘇維埃區域”。“左”傾錯誤不僅在國民黨統治區推行而且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也推行開來。在我黨進行反“圍剿”時指出“取得中國革命在幾個主要省份（湘鄂贛皖）的首先勝利。這一任務已經不是將來革命發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實現的擺在議事日程上的戰鬥任務。一切我們工作的布置，就要拿這一任務的完成為中心”！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了頂點。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說這一鬥爭將決定中國的“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並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等口號下，繼續發展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打擊政策。當強大的敵人進攻時，在土地問題上，進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結果是擴大打擊麵，造成社會混亂。“左”傾冒險主義進一步發展的惡果，就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的失敗，並且導致隻能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漫漫二萬五千裏的世界曆史上的壯舉——長征。
（三）抗日戰爭中反對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的右傾錯誤
在抗日戰爭中，由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共兩黨間存在著不同的兩條指導路線，黨如何正確處理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統一和獨立、團結和鬥爭的關係，成為對抗戰成敗具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問題。抗戰一開始，中共中央就確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最初並沒有被全黨所充分理解，抗日統一戰線建立後，共產黨內部的錯誤傾向便開始顯現。如在群眾救亡運動中對國民黨的壓製和幹涉遷就讓步；個別地區紅軍對國民黨的反共陰謀喪失警惕；過分相信國民黨，因而傾向於把國民黨統治區內的一切黨的活動公開化；軍隊中個別人以受國民黨政府的委任為榮，不願繼續過艱苦生活和嚴格接受黨的領導；有的人對國民黨特務在根據地進行破壞活動不敢進行堅決的鬥爭。這種右的傾向違反獨立自主原則，實際上不利於國共兩黨合作的統一戰線。這種右的錯誤的出現還由於作為中共代表的王明把共產國際的指示神聖化，並且一味追隨蘇聯的外交政策。
三、黨內充分了解和認識中國國情，探索和掌握中國革命規律的領導人所做的努力
對於共產國際的某些錯誤指示和黨內一些領導人錯誤的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發生教條主義等錯誤地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獨創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
（一）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卓越領導人麵對大革命隨時遭遇分裂甚至失敗的嚴重局麵以及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提出槍杆子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周恩來發表《現時政治鬥爭中之我們》，明確指出：“要有衝突，必是革命的工農群眾於帝國主義敵人妥協的資產階級衝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分子與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他警告人們對新右派的分裂活動應當在精神上和實際工作中有所準備。毛澤東對農民運動進行了詳細的考察，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尖銳地批駁黨內外責難農民運動的種種謬論，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一切革命的同誌都應該站在農民的前頭領導他們，而不能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去批評他們，更不能站在他們的對立麵去反對他們。他強調必須依靠貧農作為“革命先鋒”，團結中農和其他可以爭取的力量，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掌握農村一切權力，然後進行減租減息，分配土地等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領導農民運動的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中對黨內出現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比較係統的批判，闡述了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問題。
大革命失敗後，全黨迫切需要徹底清算並糾正黨的嚴重錯誤，製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應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從親自經曆的大革命及辛亥革命的失敗中，總結出“槍杆子”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重要思想，在會議發言上突出地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會後，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去改組中共湖南省委並領導秋收起義。在湖南長沙舉行的省委會議上著重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暴動問題，一個是土地問題。對暴動問題，毛澤東主張：“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60%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杆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這樣，毛澤東就把馬列主義“暴力革命論”中國化，變為中華民族通俗易懂的語言了。對土地問題，他認為：“單隻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總結中國新舊民主革命的曆史經驗，在發言中要求軍事行動（即槍杆子）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指出：從前我們批評孫中山先生“專題做軍事行動”，不做民眾運動；而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行動專做民眾運動”。結果，兩者殊途同歸，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失敗，共產黨領導的大革命也失敗。基本教訓是：必須把“軍事運動”與“民眾運動”結合起來。毛澤東指導製定了秋收暴動計劃，並經過實地調查和對形勢的分析，以湖南省委名義致信中共中央認為八七會議決定秋收暴動舉“左派國民黨旗幟”、以國民黨名義讚助農工政權已不適宜，獨創性地提出秋收暴動舉共產黨紅旗，建立工農兵政權的主張，但這些建議都受到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的批評、指責。毛澤東對這些批評並不是“唯上”是從，一切照辦，而是獨立思考，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引導湖南省委會議聯係實際進行討論。會議認為，中央批評不符合湖南鬥爭實際，由毛澤東起草的回信說：中央“指出此間亮點錯誤，事實及理論均非兄所說”，一是所謂“此間是軍事冒險”，“實在是不明了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二是所謂“此間專注意長沙工作，而忽略各地，這並不是事實”。毛澤東的創見來自鬥爭第一線，集中了革命群眾的智慧，是符合鬥爭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