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處在發展變化之中。辯證法不承認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除了發展和變化，什麼都不存在。從本質上說，辯證法是革命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反對將他們的理論當做教條，強調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要時時創新。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在邊區的每一件法律法規中體現得很明顯。在起草陝甘寧邊區法律法規的過程中，在審查製定法律法規內容及執行上，都必須符合邊區的實際和需要。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在邊區法製建設中，曾不同程度地存在過兩種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傾向：一種是新型教條主義，這些人多半來自蘇區，受著蘇區法製的禁錮，脫離抗戰環境和實際，把工農民主法製與抗日民主法製混為一談，固守工農民主專政的法製原則，不顧邊區實際一味照搬蘇區模式；一種是舊式教條主義，這些人多半學過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法律，受舊法的影響較深。劃不清邊區人民民主法製與國民黨的大地主資產階級法律的界限，堅持資產階級法製原則，不顧邊區的曆史特點和新民主主義的實際，主張照搬國民黨的法律。這兩種教條主義，都對邊區的司法工作帶來了不利的後果和影響，給法製建設造成了損害。為了從思想上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當時指出：“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麵性和表麵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所謂片麵性，就是不知道全麵地看問題。例如，隻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所謂片麵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麵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象，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毛澤東的精辟論述，不但切中了教條主義者的要害，深深教育了廣大法律工作者，使邊區廣大立法工作者認識到，兩種教條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的產物，其共同的本質特征就是脫離實際。從而轉變了舊的思想作風，增強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自覺性。
沒有調查研究的先行官，就沒有實事求是的坐堂官。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高度，精辟地闡述了調查研究的理論。在1941年、1942年發起的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先後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著作，在同一時期，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正式出版寫的序言和跋，以及隨後發表的《關於農村調查》的講話，對他在調查研究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從理論上進一步作了係統的總結和概括。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於1941年8月10日發布了《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該決定是黨中央第一個關於調查研究方麵的決定。該決定要求各級幹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曆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這就把實事求是這個馬列主義的活的靈魂放到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從此，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法製建設中蔚然成風。邊區政府在1942年和1945年號召一切工作者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必須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42年邊區組織力量對陝北的社情、人情、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進行調查並寫出專題報告。1945年對邊區法製問題，按專題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寫出專題報告近百份。兩次調查對邊區立法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成為民主法製史上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典範並且得到貫徹落實。例如1942年的《陝甘寧邊區刑事訴訟條例草案》《陝甘寧邊區民事訴訟條例草案》不僅將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立法精神體現在總則中，而且在審判程序中作出了具體規定。如《陝甘寧邊區刑事訴訟條例草案》第38條規定：“案情複雜者，應於審判前為必要之調查。調查得派員或審判人員親自到地調查。”《陝甘寧邊區民事訴訟條例草案》第14條規定：“法庭受理案件應予調查。當事人所聲明之證據法庭得派員調查或審判人員親自就地調查，不得囑托其他機關團體代為調查。”1944年7月，邊區參議會常駐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楊正甲、任邵亭提出的《加強下鄉調查、改進司法案》。為了貫徹這個提案，1944年8月，高等法院發出指示信，要求各級司法幹部“克服主觀偏見、粗枝大葉，不加調查研究進行處理案件的偏向，……加強調查工作，依據事實正確處理，以盡到改進司法工作的責任”。
從立法到司法，貫徹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是延安時代培育和形成的優良作風，是陝甘寧邊區法製建設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新民主主義法製由初創階段到成熟階段的重要標誌之一。
四、依靠群眾的法製路線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不僅是實踐黨的理論、檢驗真理的基本方法，也是堅持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理論成果的基本方法。“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隻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麼，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要把黨的科學理論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要使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在實踐中得到應用，就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誰是曆史的創造者的問題，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決定作用。它認為，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是世界曆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依靠群眾的法製路線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上的，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與唯物史觀、認識論、辯證法相統一。
延安時期，從立法到司法，貫徹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其一大特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之後，毛澤東多次指示邊區政府，做法製工作，要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1943年11月，在黨中央招待邊區勞動模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語重心長地告誡邊區領導同誌，應該走到群眾中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要號召群眾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經濟工作、政權工作、法律工作都應該如此。1944年，毛澤東對邊區主管司法的主要領導謝覺哉同誌說，司法也該大家動手，不要隻靠專問案子的推事、審判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