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認為，邊區的法律，不是領導人或法學家坐在窯洞裏臆造出來的，而是總結人民群眾革命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經驗，以廣大勞動人民的意誌為主要內容，經過一定的立法程序製定的。如陝甘寧邊區規定，立法提案權屬於人民群眾及其代表，隻要一人提案，有10-20人聯署，即可成為正式提案。一個法律草案提出，代表們各抒己見，展開充分熱烈的討論和爭辯，如有分歧，在施政綱領的基礎上，本著有利於團結、有利於革命事業的原則，民主協商解決。一個條例草案擬訂出來或某一決定公布以後，如果因調查不深入或者違反人民群眾的某些利益，就會受到人民權力機關的否定。如1942年召開的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會議上，邊區政府向大會提交的《陝甘寧邊區土地條例》草案和《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草案，經過大會審議和討論，多數參議員認為這兩個條例草案“不盡如人意”而加以否定。在司法工作中，也隻有與群眾相結合，才能辦好各項工作。因為司法要解決的民間糾紛或打擊的犯罪活動，都是發生在群眾生活的一定時間和空間裏，不管實施人怎樣偽裝與隱藏，總會留下“蛛絲馬跡”。“敵人頭上雖沒有寫反革命幾個字，可是群眾心裏是有底的，一有壞人，老百姓馬上就會發覺，用不著我們動手，老鄉就會把他們抓起來。”延安縣人民法院審理的“張文秀以煙膏交換耕牛案”就是依靠馬家灣村村長及時發現並送交延安市公安局而告破。隻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采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向群眾調查研究，深入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及建議，就有可能搜集到各種有力的證據，查清案件的真相，使案件得到及時有效正確的處理。
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培養了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充滿群眾觀點的司法幹部。他們深入群眾，向群眾學習，總結群眾創造的豐富經驗。與群眾一起審理案件，解決民間糾紛，大大豐富和發展了蘇區時期開創的司法工作的群眾路線。馬錫五審判方式的建立，就是典型代表。馬錫五在任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期間，審判民刑案件采用深入實地，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堅持原則，便利人民訴訟，運用審批與調解相結合的方法，創造了“馬錫五審判方式”。“馬錫五審判方式”，是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是依靠群眾、聯係人民、便利於人民的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是“親民、愛民、為民”的審判方式。他經常攜卷下鄉辦案，堅持實事求是，全麵客觀深入地調查研究，重視證據，不輕信口供，依靠群眾，分清是非，以理服人，依法辦事，實行簡便利民的訴訟手續，成功解決一批疑難錯案，體現了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毛澤東為他題詞：“一刻也不離開群眾。”“馬錫五審判方式”在抗日根據地得到推廣，對推進邊區司法民主建設，保護人民的權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群眾中建立司法工作的基礎，法製建設貫徹群眾路線，是陝甘寧邊區法製建設的又一重大成就。群眾路線與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法製建設指導思想一樣，都是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法製建設工作中的運用和體現。
五、廉政建設的法製思想
建立廉潔政府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本質要求，也是馬克思主義公仆理論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指出：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是“集權化的、組織起來的、竊取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為社會做公仆的政府權力。”巴黎公社的普選製和幹部隨時撤換的原則，使權力始終掌握在選民手中，而不是在選出的代表和官員手中，從而有效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的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列寧明確提出了防止官僚主義滋生的重要思想和措施。針對布爾什維克黨內逐漸滋生並蔓延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營私舞弊等現象，列寧在1919年發出全黨進行反對官僚主義鬥爭的號召，指明了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反對官僚主義的艱巨性，並以極大的精力同官僚主義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強調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灌輸“社會公仆”的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思想。要警惕和防止資產階級對黨的毒害，要清理黨的隊伍中的腐敗分子，為保持執政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純潔性，防止腐化變質。列寧這些論述，對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具有重大意義。馬列主義的公仆理論，特別是列寧關於純潔黨的隊伍的理論，是我黨廉政思想的最直接的理論來源。
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實行廉潔政治，被譽為民主廉潔的政府。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毛澤東分析新的形勢特點，強調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的重要性，提出一係列正確的思想理論，為邊區廉政法製建設指明方向。
1937年在成立陝甘寧邊區政府時，毛澤東就指示，要把邊區建成抗日民主的模範區，提出要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黨的根本宗旨，強調“共產黨員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絕無私利可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的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指出人民群眾是主人，黨和政府是人民公仆，黨和政府工作人員要牢固樹立公仆意識，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些思想具體化為法律製度。如1939年4月4日《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第十一條規定：“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汙腐化，鏟除鴉片賭博。”1941年5月1日批準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八條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汙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1943年5月8日頒布的《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第五條規定“公正廉潔，奉公守法”，並注釋道：“這是我們政務人員應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為模範，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濫用職權，不假公濟私，不耍私情，不貪汙，不受賄，不賭博，不腐化，不墮落。”以此規範公務人員行為，強化公仆意識，使廉政建設法製化。
為厲行節約，反對貪汙浪費，懲治貪汙腐敗，邊區政府在1939年4月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懲治貪汙條例（草案）》，規定了十種貪汙罪行，並以其數目之多少及發生影響之大小，依法懲治。陳嘉庚評論：“官吏貪汙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者槍斃，餘者定罪科罰，嚴令執行。犯者無私情麵可袒護優容。”1942年，邊區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蕭玉璧貪汙公款3050元被判死刑，反映了邊區政府懲治貪汙的決心。1942年1月5日《解放日報》專門發表了《從蕭玉璧之死說起》的短論，短論說：“我們要嚴重的注意！注意每一個反貪汙的鬥爭，抓緊揭發每一個貪汙事件，我們要做到在廉潔治政的地麵上，不允許有一個蕭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
經過邊區廉政法製建設，整個邊區風氣良好，與國民黨統治區貪汙成風，社會腐敗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正如毛澤東讚揚的，陝甘寧邊區“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風，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正是由於我黨對反腐倡廉與建國興邦關係的深刻理解，才使得廉政法製建設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必然選擇，並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上，延安時期的法製建設，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結合中國國情的法製建設，其所形成的法製理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製理論，也是毛澤東法製思想的組成部分。延安時期的法製理論與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為今天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製國家，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曆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