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政治學院 楊忠虎 楊卓娟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了理論上的輝煌成就，就在於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全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緊密結合，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在實踐中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係統梳理、總結黨在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對於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深入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具有重大的啟迪意義。
一、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吸取了人類文明一切有價值的成果，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思想體係。馬克思主義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地闡明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揭示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曆史必然性，指出了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以及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略和策略。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誕生的，又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壯大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進行各項事業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行動指南。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握其精髓，著眼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實際應用。隻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才能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要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前提是必須懂得什麼是“實際”。“實際”是客觀的。堅持從實際出發，就要真正承認客觀事實，尊重客觀事實，忠於客觀事實，不能隨意歪曲剪裁；“實際”是全麵的。堅持從實際出發，就必須全麵看問題，把客觀事物的各個部分綜合起來，做全麵的整體的考察；“實際”是現象與本質的對立統一。從實際出發，必須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實際”是不斷變化著的。從實際出發，就要從不斷變化著的客觀情況出發，對客觀事物做動態的觀察。
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必須解放思想。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反對教條式的對待馬克思主義。延安時期，毛澤東號召解放思想，打破對“本本”崇拜，摒棄教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拓了道路。
一是把思想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中解放出來，走出一條根據實踐需要創造理論的創新之路。不能用本本去框實踐，借口“堅持”而故步自封，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毛澤東說：“馬克思這一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需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強調中國共產黨人要在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一步地從中國曆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麵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
二是把思想從外國經驗的“本本”中解放出來，走出一條從本國國情出發的創新實踐之路。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其經驗自然成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效法的對象。但是，與那些把蘇聯經驗當做“藍本”的教條主義者不同的是，毛澤東能夠跳出蘇聯模式，學蘇聯，不為蘇聯模式所囿。他強調“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而不能依賴外國經驗。為此，他提出了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理論研究方法。
三是把思想從自己以往“本本”中解放出來，走出一條適合時代需要創造新理論的創新之路。毛澤東反對對自己黨的文件搞本本主義的做法。他認為，我們黨的決議、文件，雖然都是黨過去曆史經驗的總結，但也需要繼續接受實踐的檢驗，並在實踐中得到發展。因此，他批評那種“以為現在的鬥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隻有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的懶漢思想“是完全錯誤的”，提出在鬥爭中創造新理論的思想路線。要求突破以往經驗的限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不斷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
延安時期的曆史經驗還告訴人們，把思想從“本本”中解放出來，還需要有一定的思想自由，允許進行爭論，在爭鳴中辨明真理。所謂思想自由，就是獨立思考，要有理論勇氣，要敢於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個別結論是會過時的，是會落伍的，允許針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提出不同看法，進行不同意見的爭論和交流。正如張聞天所說：現在我們不要怕拋棄馬列主義中某些不適合中國情況的原則。
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走自己的路，遵循獨立自主原則
獨立自主的基本含義就是不信邪、不怕壓、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它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自尊、自信、自強的革命主體精神和開拓創新精神。獨立自主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融合在一起的，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獨立自主就無從談起；缺乏獨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中國革命的實際來看，獨立自主問題麵臨著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第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的發生直接受俄國的影響，俄國模式的示範作用非常大，這對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革命帶來很大的難度。第二，較長時間裏，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存在著組織上的領導與被領導關係，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接受和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這就使黨很難放開手腳行使獨立決策的權力。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被中國人認同以後，容易被教條主義者當做聖經而古板恪守，加重了對黨的思想束縛。延安時期共產黨人徹底走出了上述陰影，獨立自主精神得到充分體現：
一是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獨立自主最基本的含義就是強調解決領導本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由本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製定適合本國國情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出現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往往不顧實際情況機械照搬照抄，認為“凡是馬恩列斯的話必須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執行”。毛澤東從中國革命遭受挫折的教訓中，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的觀點。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基於這一認識，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對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的意見采取具體分析，正確對待的態度。即一方麵肯定其正確的內容，對於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建議認真采納；另一方麵是抵製其錯誤的內容，對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命令、號令、意見，就不聽、不辦、不執行，並盡量做解釋說服工作。對蘇聯成功的經驗，我們亦不照搬照套，而是著眼中國實際，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政策。對於馬克思主義，不是采取教條主義態度，而是在堅持其基本原理的同時，著眼中國實際，加以發展創新，創造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